白圭 （元代）石泉人。至正年间（1341～1368）进士。官职礼部侍郎，掌管礼乐、祭祀、学校、贡举等事宜。为人诚实，办事果断，有魄力，有分寸。死后，奉祀在石泉“乡贤祠”。
李芳华 明代石泉贡生。官任礼部郎中。为人耿直，为官清贫。死后，被作为乡贤供奉。
任大仰 明代石泉人。曾担任过湖广德州府通判，协助知府办理政事；后升任山东兖州府同知。学问渊博，很会办事。当他还健在时，德州、兖州两地就为他建立了生祠。
张俊迹（1608—？） 石泉县人。明末庠生。当时天下大乱，他避居到山里读书，清初，同石泉县令涂之尧结为文字之交，常常作诗互相唱和。康熙十三年（1674），应石泉县知县潘瑞奇之聘编辑《石泉县志》。他主编的县志，木刻印刷，传入后世。志文记事粗略。他还著有诗文，取名为《悲愤集》，没有刻版印刷。
叶珏 明代中池河增生。好学又注重操守。孝顺父母，家里很穷。教了40多年书，对功课要求很严格，他的一切行为，都以书本上说的为准。《小学》、《孝经》更是他早晚诵读和教学生的必修之课。他教的学生，不论是不是入了学或中了举，在人格上，都是地方上品德高尚的人。享年70多岁，死在学校里。所有一切安埋事项，他的学生都争着来料理。一些商人农民，虽然不认识他，也拿了香蜡，流着眼泪来送葬。
朱启园清代人。为人庄重正直，处事谨慎。道光末年，他助捐钱财修筑石泉城墙。同治末年，努力办团练保卫地方。城内缺水，他日夜督工开凿李子园水井。石泉地方官保举，上级奖给他六品职衔。后来，藩台赠他“急公好义”匾额。
彭懋谦清代石泉县人。广东督粮道道台。任内，廉洁清白，称颂于世。民众称为“彭青天”。在管理全省厘金税时，他将应该得到称余银（交足承包的税收金额后，其余归己的部分）35万两，全部捐给甘肃作军饷。当时，陕西总督左宗棠奏请给彭加官晋爵。彭懋谦印制经、史、诗文方面的书刊30多种（印版存关中书院尊经阁）。光绪十三年（1887），告老还乡，在石泉成立山蚕局，教育和发动民众植桑养蚕。他写的《山蚕易简序》，收载在县志《艺文志》中。
陈光映 清代石泉梅湖（喜河）人。孝敬父母，治家谨慎严格。同治八年（1869）见梅湖只设有下渡（口）。过路行人很不方便，便捐钱造船，又设立上渡（口）。从梅湖到后柳的道路，在香柏岩一带又窄又险，陈光映便于同治十年（1871）捐资进行修铺。捐钱成立青苗会，以支应往来公差事务，减轻民众的负担。享年86岁。
李映春 清代石泉监生。光绪三年（1877）大饥荒。他办粥场，给民众发放稀饭。粥厂18个人，全部染上瘟疫病后，他一人在厂里操劳，不怕劳累。
王万全 清代石泉双嶂人。同治年间，石泉有生员去州、府考试时，常有贫苦的生员，没有赴考的盘缠费用。王万全就把他在杨家坝的40石租课（水田约20亩）的田地，全部捐献出来，作为生员的经费开支。石泉读书的生员，大都受过他的恩惠。后来，废除科举，那份田产即作为石泉县教育经费来源之一。
黄大顺 清代石泉县署职员，掌管户房（专管户口田地粮赋税）时，有农民完不起纳粮任务，合计有一二十两银子，黄大顺就替他们垫付了，不再发催粮公文交衙役下去催缴，免得衙役们下去骚扰苛索，闹得民众不安。对于怜恤孤寡，救济急难，修桥补路一类善事，他总是尽力去做。光绪三年（1877）大荒，黄大顺主办粥场，因为钱不够，妻子陈氏将娘家陪嫁的瓦房卖了500多串制钱，买了稻谷40多石，为煮粥舍饭之用。
朱满瑞（1888～1913） 石泉县南区慰斗坝吕贡三之妻，清代刑部副郎朱元勋的二女，中书朱自芳、拔贡朱自芬的胞妹。年幼好学。宣统元年（1909），县令钦佩其品行学问，聘请为女校教师。任教两年，教学有方。宣统三年（1911）出嫁。民国二年（1913）十月中旬，去娘家探亲，返回慰斗坝，途中夜宿梅湖，遇凤翔变兵数百人经洋县顺江而下，大肆奸淫掳掠。朱满瑞急忙换上农民衣服，逃避在山沟里，不料，士兵跟踪追来。她钻进古墓剌丛中，高声向士兵叱骂，拣起石头投击士兵。士兵恨极，向她开枪，子弹打穿她的左肋，当即身亡。经过县知事向上申报后，请求给她旌表建坊。北洋大总统袁世凯题写“郧岩辛苦”4字镌在她家门额上，各县的绅士纷纷赠送挽联。
朱自芳 又名朱树庭。清末石泉县城关镇人。他勤读善文，知识渊博。清时，为优廪贡生，中书科中专；民国期间，连任陕西第二、三届省议会的议员。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曾“通令各省、县、市，均应立馆纂修方志”。他“代议任满”从西安返回石泉，应县长陈光斗之聘，“设局主任其事”，组织当地知名人士，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修志班子，自任主修兼采编。他说，石泉“迄今八十余载，世态变更，志成凋谢，如不急为续修，则文献何所依据”。他以全副精力投入修志工作。历时两年，于二十一年（1932）完成志稿编纂。这部志稿，从内容到体例，是石泉县建国前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价值最珍贵的一部地方志书。既保留了清代几部县志（康熙、道光）的主要内容，又有民国期间的史料，显示了新志续修的特点，有鲜明的时代转折痕迹。全书共分11卷，现存有手抄孤本。
郭代藩（1869～1935） 字介仁，石泉县后柳区凤阳乡杨子明沟人。清贡生郭万仞之子。光绪十一年（1885），郭代藩年方16岁，便“身入黉门”考取秀才。22岁时，又中一等举人。他擅长诗词，精通医学，考职取列优等，分发补用巡检，指分湖北，在武昌、郧阳等府作法审员。民国八年（1919）由鄂返陕，在冯玉祥部陆军第三旅任军医正（即主治医师）。十六年（1927），返回家乡，担任总区长，并创办凤阳千佛洞初级小学，自任校长。在办学中，他不计报酬，免费给学生发放课本。学规严谨，学生成绩都较好。十八年（1929），应聘在石泉江南馆女小和石泉第一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兼任驻石军阀部队韩司令的私人教师。宣传爱国爱民，对地方教育事业有贡献。当时省政府授予他“学优则仕”匾额一块，以资鼓励。二十年（1931），他参加石泉县修志工作，担任采访，和朱自芳等人一起，编出4卷《石泉县志》，流传至今。
张学成（1900～1972）石泉县喜河水家寨人。农民出身，小学文化程度。幼年，拜周登魁为师，学唱皮影戏。技艺娴熟、嗓音清亮，可以唱大嗓黑头，也可唱小嗓旦角，文武场面耍签子，门门精通。是石泉县有名气的皮影戏艺人。建国前，他一直以唱皮影戏为业。解放后在家务农，有时也唱皮影戏。1956年，被选拔参加安康代表团赴省会演，荣获陕西省第一届皮影戏木偶戏会演二等奖。
李佩雄（？～1950） 又名李弦皋，石泉县梧桐寺人。民国年间，在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出任江苏省民政厅视察员，江苏方岩民政厅视察员，实验县民政科长。回陕后，曾任陕西省区县训练所指导处（后改为社会处）处长、社会处主任秘书，留坝县、旬阳县的县长。在留坝县长任内，曾作过一些抗日救亡工作。弟兄3人。二弟李铁伦（原名李佩文），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化工部部长助理，已离休在北京；三弟李佩金，抗日战争中牲牺。1950年，李佩雄携带家小返回石泉迎丰沟务农，不久病逝。
许麟阁（1882～1966） 原名许振声。石泉县城关镇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安康中学毕业后，在陕西省警官学校学习，后派任石泉县警佐。宣统元年（1909）担任陕西陆军学校测量员、陕西军队炮兵团军需、兴平县杂税局局长、陕西赈务处委员、陕军第三师副官。民国十六至二十四年（1927～1935）任石泉县建设局局长，浙江地政局、中央陆测局技士。曾两次赴蒙古测量工作。二十五年（1936）后，出任朝邑、大荔县禁烟局长、陕西民政厅委员、石泉财委会副主任。二十九年（1940）以后，一直在石泉经营商业，于城关经销食盐。石泉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带头参加社会活动，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人委会委员、县政协常委。
袁胜录（1916～1986） 石泉县人，原名袁辅兴，人称“腊娃子”。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安康县政协委员。民国十九年（1930），袁胜录拜师吴玉燕，在杨安荣戏班学艺。二十九年（1940），随安泰戏班在川北、陕南登台演出。次年，在罗正洪戏班当领班。三十三年（1944），返回石泉在抗建剧团（业余）任教师。解放后，他一直在安康县汉剧团当演员。初学戏时，演娃娃生，后专学武生，中年时代改演须生。他口齿爽朗清晰，武功根底深厚，表演准确鲜明。在《碰亭》一折戏中扮演的张元秀，在赴省会演中荣获表演二等奖。博闻强记，在同行中享有“戏母子”之誉称。
赵新贵（1952～1984） 石泉县城关镇人。高中毕业后，石泉县油漆化工厂招工录取为工人。进厂后，于同年8月，由厂派往邯郸市油化厂学习3个月。他在学习中，十分刻苦，不分昼夜，深钻油化业务，特别是对其配方原料、工艺流程抄记入册，反复琢磨。结业回厂后，带病上班，立即投入产品实验。1976年，终于试产出20吨油漆。1977年，这个厂生产油漆100吨，成为全县工业企业中产值最高、贡献最大的企业。1982年，赵新贵被任命为石泉县油化厂副厂长，并兼任工厂工会主席。他工作努力，事事带头，年年被评为工厂、县工业系统的先进个人。1984年，被推荐为石泉县人民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同年11月15日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病故，终年32岁。
刘春波（1914～1951） 石泉县长阳乡人，国民党员。民国年间，曾任张飞生部军需副官、石泉县常备队长、石泉县保警队中队长、县自卫团中队长、副团长、国民党石泉县党部副书记长。三十五年（1946），刘春波任石泉县常备队长，强拉民伕，毒打群众，贪污军饷，任意砍伐农民树木，敲诈民财。跟随县长任向午和参议长杨云峰等，镇压凤凰山农民抗丁抗捐暴动。1949年11月，率部阻击解放军，煽惑士兵入山为匪。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剿下，被追缴械投降。1951年5月20日，经石泉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舒钧
字鲁一。清代甘肃省成纪（今秦安县）人。秦州举人。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奉命补授石泉知县。咸丰元年（1851）五月卸事。在石泉任知县两年有余。
舒钧一到石泉县，先接替了前任承办的石泉修城工程，整天忙碌不堪。修城工程告竣后，接着就亲手编写《石泉县志》。他发现康熙年间编修的《石泉县志》，“疏讹颇多，难以依据”，必须新起炉灶。平日，除了办理公务外，便专心致志，夜以继日，采编写稿，到了心力俱瘁的地步。他先阅读了《兴安府志》和《汉中府志》，从中辑录石泉县有关旧事；接着便向石泉境内的贤达士绅采访见闻；还从古籍中摘录有关石泉的史料。经过短短8个月的汇集整理，终于编出了《石泉县志》书稿。
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兴安府知府刘建韶（福州市人），从西安到安康赴任，途经石泉县，在银杏坝（今银桥乡）行馆歇息。舒钧将《石泉县志》书稿，送刘建韶审阅，并请他写了一篇序文。知府刘建韶说：“舒钧是一位很留心吏治的人，也是一位恪尽职守的父母官。过去，他曾以善于审案断狱而闻名于省城。读了他写的志书，觉得人们的赞誉一点也不夸张。治理公事和治理家事一样。如果对家里的情况一点不了解，怎么能把家事料理好呢？要把一个地方治理好，就必须要留心地方志书。”
舒钧编写的《石泉县志》分为4卷。记事详尽，文字简洁，仿照康对山编修的《武功志》的体例，以人随事将史实和人物记入志书。志书后还附录有《史事节录》和《事宜附录》。舒钧在志书的《前言》中写道：“《史事节录》、《事宜附录》，其非志例之谓。谓夫览山川之险夷，建置之废兴，以及赋役之多寡，税课之因革，人心风俗之贞淫，莫不因时易宜，以为政治之本。……未有不好治而恶乱者，未有不好善而恶恶者。今治乱详于史事，善恶著于事宜，不更为政治之一助乎”。
舒钧编修的志书，保存完整，是石泉县珍贵的文化遗产。
张世英
甘肃秦州人。清光绪庚辰（1880）科进士。朝考二等。引见奉旨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又以知县任用。曾任陕西省甘泉县知县。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八日，张世英署理石泉县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卸事。任职达6年时间。在石泉，张世英看到“石邑贫苦，地当冲要”。每年里，有大量的官员差吏，因为公事要从石泉过境。不论大差、小差，石泉县都要供应他们食、宿、车、船、轿、马、人夫，给百姓增加了很大负担；尤其是石泉县没有马，经常用人来代替马的劳役，所以老百姓感到最苦。张世英“爱民心切，先自捐廉五百金，劝邑绅立里仁局，以供差费”。石泉境内的有钱人户，纷纷出钱出物，筹建起里仁局。事后，有关支差杂务，都由里仁局办理，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
不久，张世英又发现当地群众好争斗，好打官司告状。于是，他每逢县内庙会、集会，就设立讲所，亲自到场，向民众宣传要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扶老爱幼、精诚团结。同时，他还写有《劝民俗歌》（已失传）小、册子，印发给县内各地，进行教育宣传。
逢农闲时，张世英还以县署的名义，把乡间的“乡绅耆老”请到城里来，在城里举行“乡饮大宾”的古礼，向石泉的人民群众“晓以敬长尊亲之义。”
张世英在石泉任知县6年，“治绩颇优，无不出入至诚”。后来，他奉令调往谓南，每年还“拨五百金津贴石泉”。石泉“民感德政，为之树碑，以志不忘”。
何新三（1853～1909）
又名何铭，石泉县人。幼时，家境贫寒，生性聪慧。从小对诗、书、易、礼、乐、春秋都学得精透，在石泉和全兴安州，很有名气。20岁时考上了秀才。光绪十三年（1887），学使前来石泉县考试，何新三名列第一，补了廪生。次年乡试以后，赴热河赤峰县探望他的么叔何东阁（希逊）。东阁看他才华出众，就留他在县署里办理文案。因为他工作出色，其它州、县的官员都争着要他去协助工作，但都被东阁一一回绝。随着何东阁的工作调动，他先后又到滦平、丰宁等县办理文案。其子何毓峰成人后，由法部调到河南去作官。何新三赶到儿子的住所，告诫儿子说：为官要勤、慎、廉、仁，不能改变何家清廉俭朴的家风，要象么叔何东阁那样，始终吃粗粮、穿布衣，不摆观察使的架子。何新三在山东时，德国人想开办山东的煤矿，当时的山东巡抚，不愿权利外溢，就劝导山东的绅商自己来开发煤矿。但是，一些豪族富商，唯恐别人知道他有钱，不愿给钱投资出来经营煤矿；一些人又自恃有钱，摆出富翁的架子，想趁机钻进去，抓权夺利，吸精吮华；还有一些人认为投资开发煤矿，振兴山东，与他无关，而以冷眼旁观。何新三挺身而出，毅然拿出数百万两银子，投资开办淄川的煤矿。而且事事躬亲，不辞劳苦，亲自带领几千工人，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地进行生产。由于他管理得法，经济上也取得很大效益。
李翰章（1976～1954）
又名李云青，俗称李和尚。石泉县曾溪乡人。父亲除务农外，兼营“跳鱼船”、守鱼棚子。母亲耳聋，李翰章常随母亲上街卖鱼，维持生计。卖鱼时，经常遭受毒打，受尽权贵的欺辱。长大成人后，投入县衙门，在壮班当差，经常往返西安，向省城送鸡毛文书。在西安，认识了张凤翙。张见他身强人壮，有军人风度，便收为亲信，跟随保镖。
宣统三年（1911）十月，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成功。消息传到陕西，李翰章跟随张凤翙，在傅二姐家举行了三十六友结拜盛会（李翰章排行第五）。西安反正时，他担任秦陇复汉军攻城（西安城）的先锋，手提大刀，带兵攻打南门，获胜后，又冲杀北门和西门。复汉军作战英勇，清军溃散潜逃。李翰章作战有功。张凤翙（当时人称张大帅）任命李翰章为延安招讨使（府第设西安南院门）率领四十八竿旗，辖管四十八营队伍。任职后，他终日抽大烟，喝酒，不问政事。
民国二年（1913），李翰章回石泉祭祖，石泉县城的市民放鞭炮，挂“过街红”，热烈欢迎他荣归故里。民国三年（1914），北京袁世凯派陆建章督陕，排走了张凤翙，李翰章也交出了军权，勉强在西安度日。民国八年（1919），因经济拮据，生活不能维持，便又回到石泉，和岳父（朱自洪）一起过着贫困的生活。十五年（1926）岳父去世，生活无靠，世人冷眼相看，说他是“脓包”。十八年（1929），他万念俱灰，戴发修行，在古堰滩古源洞庙当了和尚。每日饮酒，浪游古堰。1952年，张凤期时任陕西省副省长，念私交邀他去西安度晚年，他未回信，不表态，悻悻然留住庙中，直至1954年病逝。
李如兰（1879～1934）
又名李香亭，石泉县中池河人。幼苦读，19岁中秀才，后赴省参加乡试，未中，回到迎丰乡蔡姓祠堂设学馆以教书为生。后来，在迎丰乡开点心铺，因不善经营，蚀本破产。他立志弃商就学，以官费考入陕西省高等学堂。在校每次考试名列前茅，都称他高才生。
他在学堂就读时，常与同盟会会员往来，看过很多进步书刊和报纸。辛亥革命发生后，李香亭曾加入该校组织的学生军参加反正，十月十三日与起义军协同作战。在攻打满城（西安皇城，为清贵族官员住地）中，他身先奋战，毫不畏惧，为军士所称赞。
辛亥革命后，他率先剪辫，劝放足。民国二年（1913），他应石泉新学堂堂长李行皋之邀，共同筹办石泉高等小学堂。四年（1915），李行皋辞职，推荐李香亭为堂长。学堂后改名为石泉县立高等小学校，他为第一任校长，并与政府协商，暂以屠宰税、牲畜税为学校常年经费，以地丁税作为创建学校的基金。 十六年（1927），学校共毕业6个班，合计100余人。学生中有周雅颂，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当时学校教具缺乏，他亲自制作教具。他教算术，把算法编成歌诀，教自然课，尽可能作实验，常到野外采集标本。教地理时，以绘图为主。如教中国地理，让学生各自绘出分省地图，剪去四界边缘，再按各省位置拼成全国图，然后与购置的全国地图比较，找出差异，订正知识缺陷，加深记忆。他还兼任体育教师，购置足球，哑铃等器械，促使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民国十五年（1926），他任石泉劝学所所长兼石泉高等小学校校长时，在池河（马池镇）筹集资金，修建校舍，建立石泉县第二高等小学校。
许发礼（1878～1927）
石泉县凤阳乡杨子明沟人，一贯以农为生。他家原有3亩土地、3间瓦房，全家4口人相依为命。当时，苛捐杂税繁重，打下的粮食不够糊口，生活无赖，他被迫卖掉2亩土地。民国十年（1921），许发礼当选为当地第一届乡约；两年后，他又连任第二届乡约。在任乡约期间，每遇民事纠纷，总是主持公道，深受民众信任。
十三年（1924），地方绅士陈立成当承办员，在乡下收缴酒税、屠宰税。对于交不起税的农民，陈立成就用烘桶吊在脖子上，或用铁链锁住脖子拉出去晒太阳的办法来惩罚农民。许发礼气愤不过，带领农民起来抗捐抗税，先抄了陈立成的家，后杀了陈远泽、陈显耀，迫使陈立成闻风而逃。
十四年（1925）秋，石泉县衙来了9名委员和衙役，住在赖家店子，在凤阳拉夫子、催款子，他们捆吊甲长，毒打群众，横行乡里。许乡约亲自带领团丁50余人，包围了赖家店子，逮住了7名委员和衙役，拉在杨子明沟口，除跑掉2人外，其余5人就地砍死。从此后，县衙的人再也不敢到凤阳要夫逼款了。
十六年（1927）2月，石泉县衙以陈光斗为首带领一连队伍，赶到杨子明沟，烧了范修业（团丁副团长）的房子，范修业当时也被烧死，接着又烧了陈能际（牌头）和许发礼的房子，逼得许发礼无家可归。许发礼便和代恩福、刘德高、周定财、刘凤坤等人将凤阳台的团丁200余人，全部拉上山，和当时抗暴的农民首领郑克斗联合一起，进行抗捐抗税反暴斗争。
当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许乡约和郑克斗聚驻在三台寨上，准备第2天去石泉咀，踏张副官的营。不料，当天晚上，三合寨就被吴新田部队围得水泄不通。当时，寨上的武器只有生铁士炮、土枪、戈矛。大炮手刘德高炮击坚持2小时阵亡后，山寨失去了抵抗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兵力悬殊，团丁全被击溃，许发礼和郑克斗等9人被捕。
二十七日早晨，吴新田部将许乡约和郑克斗等人，一起押往汉阳坪江对面的阮家南河滩上。许发礼被解肢惨杀，残尸抛入汉江。
郑克斗（1888～1927）
石泉县后柳乡人。家靠租种油房坎渡船会几亩薄地过日子，当时，地方上苛捐杂税重，百姓生活困难。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二日，郑克斗和几个庄稼汉子商议，要拉团练、打款子，进行抗捐斗争，大家都赞成。六月三日，庄稼人“游水”到仙鱼洞。郑克斗带头，用土枪打死了仙鱼洞无恶不作的恶棍张协林，为地方除了害。农民纷纷而起，自愿要参加郑克斗的队伍。郑克斗拉起团练，自任团长。县知事陈光斗派6名差人，拿着铁链和火签，拘拿郑克斗。当差役到达油房坎时，郑克斗带团练捉住差役，拉到泰山庙，捆吊在大庙屋檐下，用梭标挖眼割舌后，才放回县。
八月间，郑克斗全家6口人，随团练上了马蝗寨。当时驻扎石泉吴新田部队的贺德昌旅长，带着队伍攻寨子。郑克斗指挥大家用鹅卵石朝下打，又用土炮向下轰。从早上打到中午，吴军攻不下寨。吃午饭时，吴军停止攻寨，分成两摊子，忙围着吃饭去了。郑克斗瞅住时机，指挥农民李宗鼎和他父亲，把土炮瞄准吃饭的队伍，放了两炮，炮声一响，两堆士兵就被打得喊娘叫爹。当天下午，郑克斗把团练又拉上太平寨。
九月间，吴军从高川、喜河、中坝河、筒车坝调集大批部队攻打太平寨。太平寨上，有团练100余人，土炮三、四门。郑克斗指挥团练们有枪的开枪，有炮的开炮，没有武器的就朝下扔鹅卵石。激战一天，吴军没有攻上寨子。第二天吴军继续攻寨，团练死亡3人，郑克斗也受了伤，一颗子弹从左脸打穿到嘴边，打掉一排牙齿，下巴和上腭也脱了节。他不下火线，用手巾托着下巴，继续指挥战斗。
十六年（1927）三月二十三日，郑克斗一家6口人上三台寨。二十四日晚，吴军偷袭山寨，先杀放哨的团练，接着枪炮齐鸣，喊声四起。团练们在郑克斗的指挥下，迅速抬来两根炮，每根炮里装了两升火药，捧上两捧铁砂，装好放在炮口，炮响后，吴军死伤无以计数。三月二十六日早晨，吴军伤亡惨重。吴军点起火把，要烧寨子，郑克斗对妻子说：“你把小女背在背上，带上儿子，我们还有两把马刀，背靠背地杀出去。”话刚落音，吴军一个姓彭的营长，带着队伍从庙门蜂涌而入，逮住郑克斗；同时，把在庙里搜出来的9名受伤团练全部用枪打死。
三月二十七日晨，吴军割断了郑克斗的脚筋。第二天，吴军抬着郑克斗，押往县城。郑克斗在石泉监狱被关押3天后，押往汉中被吴军枪杀。
李建业（1880～1941）
又名李厚安，人称李么老爷。石泉县曾溪乡庄房村人。7岁起，进私塾攻读诗文。聪明伶俐，热爱拳术，好与学友争强斗胜。光绪二十四年（1898）听说武汉桐油价格昂贵，便瞒着父亲，弃学经商，在后柳各油房赊了1000担桐油，雇人租船运往武汉。他以每担桐油5块银元赊进，100块银元售价销出，共获得毛利润95000块银元。随后，他得知槲皮可制栲胶，便同时招聘工人土法生产。虽然也制造出了栲胶，但胶质粗劣。于是，他便在广东又开办了一个纯胶提炼厂。50公斤栲胶，只耗费8块银元的成本，却可赚得342块银元的利润。从此成为石泉县有名的富翁。后来，他以10万银洋捐献给冯玉祥将军，充作军部的抗战经费。
李建业热心办工业。在石泉，他还开办了合溪乡的火纸厂、中坝乡造纸厂，在石泉县城办有“李记”钱庄。
陈传霖（1901～1978）
字雨皋。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读书，民国十一年（1922），先后在本乡、本县小学校担任教员。十三年（1924），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肄业后，十六年（1927），担任石泉教育局局长。在任职期间，积极培育师资，振兴地方教育，宣传进步思想。十七年（1928），在川陕边防军二旅政治处任上校处长。同年，又返回石泉，在石泉县政府任教育局长和政府秘书。二十一年（1932）在城固县立中学、南郑省立五师实小、省立兴安师范学校、省立汉中女师担任过校长和教导主任。
二十五年（1936）“西安事变”后，陈雨皋等人组织联络工作组，12月16日赴华北，联络群众团体，宣传张学良、杨虎成“八大主张”，宣讲“西安事变”，开展抗日救国工作。次年2月，陈雨泉返回西安，在三原见到叶剑英，并受到热情接待。3月4日，陈雨皋赴延安，住南关招待站，收到毛泽东主席写来的“请陈雨皋同志来我处一谈”便函，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身世和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回西安后，在省教育厅担任义教督学。二十七年（1938），赴抗日前线——山西中条山三十八军，任干训班军官队少校政治指导员兼军士队教官。干训班的教材采用延安抗大的政治时事教材。他在部队轮训了一大批军官、军士。全军将士朝气蓬勃。两年时间，粉碎了日寇对中条山地区的11次进攻。二十九年（1940），陈雨皋任三十八军参谋处第三科（人事科）科长，他依靠中国共产党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对全军中下级干部进行全面调整，安排了不少地下党员担任军内各级领导职务，对这支部队的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蒋介石以“异党”嫌疑为名，调陈雨皋等37名军官去洛阳干训团“受训”，后经赵寿山多方活动，才准于“免训”，就地免职。
三十三年（1944）因病回家务农。三十八年（1949）农历九月被捕入狱，先后在石泉、安康、汉中、绵阳等地受过酷刑。解放后，他出狱到西安，历任陕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厅副厅长、交通厅副厅长等职，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第三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常委。
易秉坤（1899～1981）
字厚庵，石泉人。7岁入私塾，后在石泉县城高小上学。民国六年（1917）考入陕西省督军陈树藩开办的私立成德中学。他在校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良，誉为陕南才子。
十一年（1922），易秉坤考入北京私立燕京大学，加入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成为该社社员，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十四年（1925）家庭经济拮据，申请退学，受聘于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当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延安党小组改建为特别支部，直属陕西省委领导，易秉坤担任支部组织委员，并同时出任国民党肤施县（延安市之故称）党部组织部长。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理论，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斗争，发展农民运动。
十六年（1927）正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延安特别支部扩建为延安地委。易秉坤担任延安地委组织委员，负责延安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后蒋介石电令延安驻军高双成解散了延安四中。高双成将易秉坤等人武装押解出境。易秉坤几经艰难，返回石泉。在石泉县，他应县教育局长陈雨皋的邀请，承担小学教师讲习班的讲学任务，并协助陈雨皋主办《石泉政闻刊》，揭露黑暗，宣传进步。刊出3期被迫停刊。十七年（1928），易秉坤在汉中省立第五师范任教。由于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两次电令缉捕解省，被迫逃出陕西又赴北京燕大复学。二十年（1931），燕大毕业后，他应汉中第五师范之聘，出任该校教务主任。次年春，又任汉中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同年12月6日，汉中城防司令申及智率部包围五中，将易秉坤逮捕，准备就地活埋时，经陈雨皋等人多方营救才被释出狱。二十三年（1934）八月，易秉坤在西安第二中学任教。接着，又先后在汉中女子师范学校、西安市乐育中学任教。
三十四年（1945）春，易秉坤返回石泉，在石泉中学任教务主任。三十六年（1947）九月，被推举为石泉县教育款产委员会副主任。石泉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西安乐育中学、第九中学、第二十三中学和二十九中学任教。
范国卿（1910～1945）
石泉县长阳乡福兴村农民。父亲范发廷，母亲肖氏，依靠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每年交地租20余石）。兄弟3人，大哥范国恩，在池河街以开药铺为业；弟弟范国志，一直在家务农。范国卿排行第二。
范国卿幼年时，聪明好强，勤奋好学。在凤梅乡高洞子私立学堂上学，品学兼优，深受先生的器重。读书5年，后因家庭贫困辍学务农。
范国卿性格刚直，为人正派，在乡间爱打抱不平。他体魄雄劲，壮实有力；同时，他又胆量大、枪法准，是遐迩闻名的好猎手。他热心帮助贫苦群众，农民对他十分敬畏；地方保甲人员不敢随便抓他的壮丁。民国三十三年（1944），他同任侠、李大兴、李大勇等人共饮雄鸡血酒，盟誓结拜为兄弟，决心团结一致，帮助穷人，抗丁抗税。
三十四年（1945）正月，范国卿的妻哥胡诗民，被保队副江新弟抓去当了壮丁。范国卿立即邀集凌善荣、黄文伙、杜子义等18人，于6日清晨，在长阳沟口，追上正在押送壮丁的江新弟，抢回了胡诗民。事后，国民党石泉县政府下令通缉范国卿等人，迫使范国卿等扛着锄头，背上猎枪，上了凤凰山。
在凤凰山上，范国卿聚集20多名农民，伐木作棚，开荒种地，一面生产，一面继续进行抗丁斗争。后来，汉阴、紫阳、西乡、镇巴、镇安、柞水等县的青年农民也闻讯赶来，参加了农民抗丁队伍。队伍立即扩大到600多人。大伙一致推举范国卿任主席、胡德臣任副主席兼任团长。全团下属4个大队。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凭着猎枪和大刀，击败了国民党政府的几次围剿。
同年5月，国民党石泉县长任向午、县参议长杨云峰对范国卿农民武装队伍恨之入骨，武力围剿不行，就假以和谈方式，托人带信，于5月30日，将范国卿、黄文伙、凌善荣等农民首领，诱骗到池河街上，说是要诚心进行和谈，并准备答应提出的一切条件。6月1日，范国卿等人到了池河，任向午、杨云峰乘其不备，突然下令予以逮捕，就地将范国卿等人在池河街头杀害，并悬头示众。
杜子义（1912～1984）
石泉县长阳乡长顺村农民。父母早逝，家境贫困，从小就和哥哥靠打点工糊口度日。他性格豪爽，见义勇为，经常济贫扶困，好打抱不平，邻里乡亲十分敬畏他。他先后5次被国民党拉壮丁。在军营饱尝了国民党军官的欺凌，先后5次开小差逃回了家。
杜子义的大哥、三哥被夏保长拉了壮丁，死在国民党军营。民国三十三年（1944）初秋的一个夜晚，杜子义带着10多个农民，乘着朦胧的月色，把夏保长的住宅包围起来。杜子义冲着屋里大声喝道：“夏保长，出来！”夏保长从梦中惊醒，吓得钻进床下，夏保长的父亲一面撒谎说儿子不在家，一面从窗口直朝杜子义跟前扔银元，想保儿子性命。杜子义撞开大门，进屋把夏保长从床下拖了出来，当即就处死了他。这件事惊动了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杜子义。三十四年（1945），杜子义参加范国卿领导的凤凰山农民抗丁武装队伍，担任武装队伍的大队长，带领农民兄弟进行抗丁抗捐斗争。
三十四年（1945）正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石泉县县长任向午带着部队，兵分三路直朝凤凰山杜家湾扑来，扬言要活捉杜子义。当天，雾很大，任向午坐在滑竿上，由保长带路，士兵随后，正向凤凰山行进。隐藏在林子中的杜子义，点燃土大炮，轰地一声巨响，打断了一根碗口粗的枫树，直落到任向午身旁。任向午吓得从滑竿上跌落下来，急忙丢下滑竿，慌慌张张地逃跑了。杜子义带着农民兄弟，继续用猎枪、土炮射击，保安队抵抗不住，也跟着县长溃逃。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杜子义闹壮丁，手中大炮六十斤，轰隆一声震天响，任向午吓得哑了声，乡丁保丁各自弃逃不要命。”
5月下旬，县长任向午假以和谈方式诱骗农民首领范国卿、杜子义等人下山谈判。范国卿决定下山，并邀杜子义一同前往，杜子义执意不去。结果范国卿一到池河便惨遭杀害。后来，不少人退出了农民武装队伍。杜子义东躲西藏，在山上隐居了起来。
石泉解放后，杜子义迁居在后柳镇仙鱼村，从事农业生产。他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农忙务农，农闲打猎。1977年，不慎失火，烧了荒山，被判刑入狱。1979年，释放出狱。1984年在家病逝。
韦荣荫（1920～1945）
字子候，石泉县城关镇人。幼年时，父亲韦永青病逝，由伯父占青（字松如）抚养成人。家中有课地13石，还开设有银匠铺，经营有酒坊。
少年时期，韦荣荫在石泉县城就读。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考入兴安师范学校。在学校，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用壁报、传单、讲演等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对日投降政策。二十七年（1938）春，中共陕西省委派王力到安康发展党的组织。5月，经刘文彬介绍，韦荣荫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学校毕业返回石泉，应聘在石泉大北巷高级小学任教。二十七年（1938）十二月，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来石泉，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韦荣荫当选为工委委员，负责工委的组织工作。翌年1月，工委书记董明钦离石去陕北，韦荣荫接替书记职务。
地下党员刘华（当时任中共安康地委组织部长）在汉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被捕。韦荣荫积极筹集资金，营救刘华脱离虎口，免遭迫害。
二十九年（1940）正月，韦荣荫在县立池河镇小学任教，这一年5月13日，中共安康地委机关（设紫阳县芭蕉口小学）遭到破坏，党组织与上级失掉联系。韦荣荫遵照省委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保存实力”的白区工作方针，领导石泉地下党员，相机开展了隐蔽斗争，使石泉的地下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为党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三十年（1941）二月，国民党石泉县党部以“异党”嫌疑逮捕了地下党员李美如、罗锡九、何嗣哲、黄朝宗、张如、毛受权、姚儒森7名年轻教师（群众称为“七君子事件”）。韦荣荫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党团之间的矛盾，借用当时来石泉筹备三青团石宁分团的省青团部汪孔敫的名义，拟电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三青团部、省教育厅控告石泉县党部书记王北屏迫害无辜教师的罪行，迫使王北屏将人释放，营救成功。
三十一年（1942），韦荣荫受聘到石泉县立后柳镇小学任教导主任。他积极支持青年教师黎世奎、陈定海、汪德福等，控告后柳镇长刘仁镇横行乡里、贩卖大烟的罪行，伸张了正义。
三十四年（1945），韦荣荫调国民党石泉县政府民政科户藉室工作，去西安参加户藉训练，回县还未到职工作，就一病不起。5月19日，因病逝世，终年仅26岁。
范友堂（1898～1952）
又名范纪勋。石泉县城西沙河人。父亲范大正（字直卿），清秀才。兄弟5人，范友堂排行第三。
民国四年（1915），范友堂就读于石泉县高等小学校。九年（1920）夏，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上学。十一年（1922），又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备科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经济系。十四年（1925）冬，父亲任石泉县参事室参事时，被地方邪恶势力暗杀于家中，范友堂遂辍学回家料理丧事。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范友堂曾担任过系报主编，在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杨昌济等人的思想影响下，接触到西方文化和进步思想。
十六年（1927），范友堂担任国民党石泉县政府财政局长。十八年（1929）十月，军阀吴新田率部离开陕南，张维玺部进驻石泉。当时石泉有邹成林、李景北、李明章等人控告范友堂有“贪污”恶迹，遂将范友堂、副局长唐汉耀投入石泉监狱。同年，国民党省政府责成省财政厅、西安市、长安县等组成“清算组”，又将范友堂解省，并将他任内所有帐簿、公文及支付单据，装箱运往西安。经过3个月的清算，结果收支清楚，没有分文贪污。省政府决定立即销案，开镣放人。范友堂回县后，言语呆板，神志迟钝，退居田园，在家以渔猎自慰。
十九年（1930），杨虎城驻汉阴部陈金山登门顾访后，范友堂又出任该部副官。两年后，为奉养老母，卸职回家。
二十二年（1933），杨虎城部三十八军驻汉中，军长孙蔚如令各县成立保安团。石泉王伯口任团长，范友堂担任保安团副团长。这一年，范友堂还让出自己的住宅，拿出经费，招聘张勋臣、李尧初、张世诚等任教，在盛家桥办起私学。入校学生有四、五十人。二十九年（1940），石泉县奉令成立初级中学。筹委会公推范友堂主持筹办工作。在筹办期间，他只带1名公务员，住在荆棘丛生，荒冢环绕的“山陕馆”里，从事筹措经费，征收地基，修建校舍，招聘教员工作。三十年（1941），从本县、汉阴、宁陕招生100名，办起了石泉县立初级中学。范友堂担任中学校长。后来，他推荐杨云阶任校长，自己担任教导主任。
三十三年（1944）秋，石泉县成立临时参议会，范友堂担任副议长。三十五年（1946），退居乡下，过田园生活。解放后，范友堂参加了石泉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随后，他又参加了镇反、土改、查田定产工作。土改时，他的家庭定为地主成分，本人为开明士绅，为人民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吕贡三（1883～1950）
本名吕献金，字贡三。石泉县熨斗坝人。幼年时，在熨斗坝和西乡县读书。民国九年（1920），任西安警察东署署长职，后任平利县县长。十四年（1925），其兄吕献杰（驻京议员）染疾病故，吕贡三遂去北京处理善后事宜，并候缺谋事。由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在京2年，谋事未成。十六年（1927），吕贡三返回石泉，历任宝元钱局局长，财政局长等职。二十一年（1932），担任石泉县保安团团长。当时，警二旅张飞生曾许吕贡三以旅参谋长之职，吕贡三无意军界，未赴任。二十四年（1935），吕贡三辞去保安团团长职务，推荐杨昆生接任团长，自己回到熨斗闲居。
吕贡三在熨斗坝开有染坊、磨坊、油坊等手工作坊，还兼收地租。他热心于地方教育，常常过问学校教务。每学期开学，他开办筵席，为新聘教师接风；学校放假了，他又设席款待，为教师送别；他还亲临教室听课，考察教师才智高低，以定夺新学期教师的辞聘。只要是读书人、戏曲艺人或有名气的医生，路过熨斗，他都要盛情款待。
吕贡三嗜好听戏、唱戏，生活清雅恬淡。对家庭内的纷争，热心出面决断。但对于政事总是谨慎持重。晚年，他自撰一联，悬于中堂，联曰：“无官守无言责不问不闻新政事，有薄田有残书半耕半读旧家风。”
王模（1908—1987）
字范堂，号懿斋，石泉县后柳镇人。10岁时，就读于私塾，后在石泉县第一高小读书。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考入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任排长、连长。二十五年（1936），又被保送到武汉军校学习。返队后，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
“七·七”事变时，王范堂正在武汉军校深造。他接到停止学习、立即返回部队的命令，重新担任国民党二十七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职务。二十六年（1937）九月，部队在向太原转移时，他参加了著名的娘子关歼灭战。次年阴历3月，王范堂所在二十七师，以及三十师、三十一师奉命沿台儿庄外的运河，布防固守。二十七师驻守台儿庄东南地区，与三十一师相呼应。
王范堂所在一五八团赶到台儿庄时，战斗已很激烈，作为预备队在师部附近待命。3月22日上午，师长黄樵松命令一五八团三营副营长时尚彬率七、八两个连，增援庄内守军。王范堂接到命令，率全连跑步，迂回到南门，进入台儿庄。经过几昼夜激战，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守住了阵地。31日，王范堂向守备指挥官王冠五提出，由他率领仅存的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绕道敌侧，前后夹击。王冠五接受了王范堂的要求。31日黄昏，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57名敢死队员，分6个组，突然插入敌后，日军全无准备，被敢死队打得晕头转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日军一部被歼灭，一部向北逃窜，终于夺回了西北角阵地。敢死队的功绩和夜袭的成功，震惊中外，为全歼日军1万多人的台儿庄大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台儿庄大战以后，王范堂被提升为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直到副师长。抗日战争中，他还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中原运动战、石碑要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为打败日寇，抵抗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12月，与新任师长谢锡昌一起，在成都率国民党三十八军的一个师（7000余人）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转业后，任汉中市文化馆副馆长，为汉中市历届政协委员，第三届市人民代表。
何涛（1927～1968）
又名何仕业。石泉县后柳镇牛石川村人。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涛幼年时期，对地主阶级邪恶势力和地方官吏欺压百姓的种种罪恶行径深恶痛绝。民国三十五年，（1946），何涛从省立安康中学回家，听说自己家的五叔（保长）跟其它地方官吏一样，拉丁拉夫，搜刮民财，奸淫妇女。经他多次劝说都未能奏效，便当全家族人的面痛斥说：“应该把他崩了！”三十六年（1947），报考西安会计专科学校，三十八年（1949）毕业，本应返乡继承祖父的遗产，但他对旧社会和旧的家庭习惯势力不满，不从父命，毅然在西安参加了革命。当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在一野三军后勤部任秘书、教员等职。1950年，何涛随部队集体转业到玉门工作到1958年。在玉门工作期间，他先后任玉门油矿办公室秘书，地质办公室副主任，局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58年8月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特别班深造。1959年11月调回北京石油工业部，任政治部办公室主任。1960年去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在大庆石油会战中，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训练刻苦，钻研业务，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
“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军统特务”、“右倾翻案集团的黑老板”、“三青团分队长”等罪名，受到迫害，1968年7月23日含冤而死。70年代后平反昭雪。
苏启明（1921～1985）
字东垣，石泉县人。出生于池河乡贫苦农民家庭。幼时，读过3年私塾。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考入西安师范学校。翌年，转入安康师范。当时，正值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各地。苏东垣满腔热忱地报考西安战干团，后来，又直奔六十九军，经过太行山，到达河北省南宫，直达抗日前线。在前线，虽随时听见密集的枪炮声，但部队却辗转行军，不上战场。苏东垣失望了，便背着刻字刀和木石图章材料，回到了西安。三十年（1941）他先后在西安文化日报社印刷厂和西安第一防疫大队担任宣传员，通过作画，宣传抗日。印刷厂设在西安南门外的砖瓦窑，地面潮湿，不久，他就患了关节炎。三十三年（1944）五月，苏东垣带病返回石泉，先后在城关小学，石泉中学担任教员，从事美术和劳作教学。
1949年11月，苏东垣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师文干校。毕业后，分配在师政文化科，担任文化干事。1955年，转业在甘肃省美术工作室工作，后又调省美术服务社，担任生产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9月，苏东垣回到原籍，先后在石泉县印刷厂、县文化馆当临时工人。直到1979年，担任文化馆副馆长。
50年代，苏东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师工作期间，曾创作连环画《文化战士陈修豪》，刊于西北军区的《人民战士》；宣传画《保卫祖国》、《我来试试看》、《模范饲养员》等作品，刊于《甘肃日报》。其中一篇作品在青海省美展评比中，荣获了三等奖。后来，在甘肃美术服务社工作期间，又创作了门画《入社生活年年好》、《莫斯科一北京》，分别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苏东垣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又创作了美术作品《闯金峡》、《青松岭》、《晨》、《春江花月夜》等，参加了陕西省美术作品展览。
苏东垣长于书法。他广泛收集前人的墨宝碑帖，并精心临蓦和研究。他写的字，博采众家之长，独创一格。他写的《叶委员长诗》、《李白襄阳歌》，参加了陕西省书法展览，获得好评。全国书法协会、陕西省美术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在省书法协会被选为理事。他还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县第九届人民代表。临近晚年，他的作品构思精熟，意境深远，魄力雄迈，笔墨酣畅淋漓，有清新的时代气息。
陈世兴（1920—1984）
石泉县凤阳乡同心三村人。祖辈以务农为生。他从小跟随父辈犁田打耙，插秧播种，早出晚归，一心务农，是一把做庄稼的好手。人民公社建立后，群众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向大家表示：一定要改变穷队面貌，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在任职期间，对全队那里种树木，那里种庄稼，那里修梯地，那里改水田，都一一作了安排。他经常检查播种质量。每逢开会回来，总要先到地里看看，然后才回家；开沟挖渠，他总是亲自拉线定桩，精细记标，以免窝工浪费。在他带领下，全队一条心，水田由原来的30多亩增加到70多亩，新修了梯地100多亩，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家家禽畜成群，成了全公社的先进队。1972年，他出席了陕西省召开的劳模代表大会。
陈振佩（1930～1960）
石泉池河镇人。从小在家务农。13岁时给地主放牛。18岁，被国民党拉壮丁，当兵10个月。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月，在蒲城永丰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师十九团三营七连历任通讯员、副班长、班长、通讯排排长、警卫排排长，曾参加过蒲城战斗、眉扶战斗、兰州战斗。在蒲城战斗中，行军途中，主动帮助战士杠机枪、背弹药；到达宿营地后，又帮助炊事班烧火做饭。在草尾村战斗中，已经长途行军一夜，非常疲乏，首长又派他到五里外去找向导，他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拂晓，战斗打响了，部队在50米开阔地被封锁，连长派陈振佩与兄弟部队取得联系，并通知三排撤出阵地。他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冒死完成了任务。1952年12月，部队送他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军军政干部学校（西北军区西宁军干学校）学习，编在该校三大队十九队学习，成绩优异，在校荣立三等功。1954年，参加抗美援朝，赴朝作战，担任班长、排长，他作战勇敢，几次受到首长表扬。1957年7月，参加一军文化补习学校学习。1958年因病退出现役，回到地方，分配在石泉县公安局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1960年9月，赴宁陕蒲河公社执行剿匪任务时，因在夜晚，目标不清，被同时参加剿匪的当地干部（团委书记）误认为匪徒而开枪打死。牺牲时，年仅30岁。
王益民（1961～1983）
石泉县池河镇人。中、小学时，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1974年春，加入共青团。
1978年，王益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中池乡下乡劳动。有一次，他同农场的伐木工人上山伐木，不幸，一棵大树砸来，五益民冲上去，推开伙伴，自己却被砸昏过去。1982年，王益民分配到县农牧局工作。1983年7月，汉江河水猛涨，威胁着江畔的房舍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与局里的青年一道，组成抗洪抢险突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搬迁文柜家什，转移档案资料。
同年10月23日7点，石泉水电厂开闸放水，江水汹涌而下，激流把十多位群众围在江心的沙滩上。他们一边呼救，一边奔跑脱险。后来，只剩下71岁的鲁桂芳老大娘和她的外孙女仍留在江心沙滩上。水在迅速上涨，眼看她们就要被大水冲走。“救命啦！……”撕心的呼喊声一声紧似一声。王益民目睹这一情景，不顾一切，冲下土坡，扑入江中，奋力向老人和孩子游去。经过抢救，老人和孩子脱险，而王益民却被江水吞没。
共青团石泉县委授予他“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周玲（1973～1985）
石泉县迎丰区后池乡红花坪村人。1984年春，她11岁。由于母亲生病，卧床不起，她停学回家。白天，喂猪、煮饭、洗衣服，整天忙个不停。夜里，她在煤油灯下抓紧复习功课。虽长时间停学，但期末考试，语文数学还分别获得84分的好成绩。
在学校，周玲从不旷课，从不少做一道作业题。数学作业本上满篇都是对号。她在《红花春景》这篇作文中写道：“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春天，我们不要把这美好的时光放掉，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连续3年，周玲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红花坪小学一年级有位同学叫周香玲。每逢下雨下雪，路滑难走的时候，周玲一次又一次地背她上学或送她回家，帮她复习功课。周玲说：“我宁愿牺牲休息时间，也不让一位同学掉队”。周玲的村子里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孤身一人，行动困难。放学以后，周玲经常帮老人提水抱柴，一直到老太婆去世为止。
1985年5月8日，雨后天晴。周玲和两位小朋友到歇马台（小地名）打猪草。过池河木桥时，周玲见木桥不太稳当，就对两个伙伴说：“你们等一下，我先试试看”。说着就踏上木桥向对岸走去。刚走到对岸桥头，同路的周小亭（11岁）等不及了，也踏上了小木桥。她走到桥中间，低头一看，滔滔河水哗哗直响，心里一慌，“扑通”一声掉进河里。周玲奋不顾身，跳下河里抢救伙伴。岸上有人大声喊道：“不要下去，那里危险，我们来了！”周玲好象什么也没听见，直向落水的伙伴扑去。突然，掉下河的周小亭在前面漂了起来，周玲伸开双手正要追上前去打救，自己却被无情的河水卷入深潭而英勇牺牲了。共青团安康地委、共青团石泉县委先后作出了向周玲学习的决定。并授予周玲“模范少先队员”的称号。
姚儒学（1941～1986）
石泉县迎丰区人。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转业到陕西省水电工程局工作。1979年4月调入石泉水电厂汽车队当工人。
姚儒学在部队是个好战士，表现积极，刻苦努力，处处带头，曾4次受到上级嘉奖，3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转业后，工作勤奋，又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1985年夏天，他奋不顾身跳入饶峰河入汉江汇合处，从激流中救出8岁的落水女孩。
1986年，姚儒学担任石泉水电厂汽车修理班班长。这一年4月17日上午，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乡红庙村村民李根虎在大土门村南的公厕掏粪，粪桶掉入了粪池。李根虎下池打捞粪桶，被池内沼气熏倒。大土门村村长蒋智礼前往搭救，也被沼气熏倒。这时，姚儒学出差到西安，路经粪池旁，他看到两个昏倒后，便立即扑入粪池救人。粪池封闭严密，池中沼气浓烈，姚儒学也被熏倒在粪池内。后经群众救起，因中毒过重而牺牲。
1986年4月19日，中共石泉水电厂委员会授予姚儒学“模范共产党员”称号；5月9日，西北电力管理局党组授予他“舍已救人英雄”称号；11月24日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姚儒学为“革命烈士”。
1987年4月17日，石泉水电厂拨款3.2万元，在发电站旁关头山东坡松林内，为姚儒学修建了烈士纪念亭。纪念亭为方形仿古建筑，飞檐金顶，亭上四周有大理石匾额，正面（东）石刻“纪念亭”三字，亭内有墓碑，石刻有“姚儒学烈士纪念碑”8个大字。
叶方林（1962～1988）
石泉县后池乡新庄村农民。全家7口人，父亲是村上有名的草药先生。童年时代，叶方林帮着妈妈上山打猪草，进山拣柴禾，跟随父亲上山采药，走家串户为乡亲们治病。父亲治病从不收钱。叶方林纳闷，父亲教导他说：“咱家穷，乡亲们也不富裕，我们可不能只顾自家，不管大家啊。”
叶方林10岁时，父亲去世。哥哥送他上了小学。从进校到毕业，叶方林年年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他经常为学校和班集体做好事，从不让人知道。学校操场没有篮球架，他邀了几个同学，到离学校十几里的集体林扒里运回木头，支起了篮球架。
1976年秋，15岁的叶方林从小学毕业了，因为母亲有病，哥哥料理家务担子太重，叶方林便弃学务农。在农村，叶方林学会了割漆、种魔芋、养鱼、养羊，成了全村致富能手。1981年，他从县林特部门找来香菇菌种。当年他试点的23架香菇，总产达50多斤，收入600余元。到1987年，这个村发展香菇3000架，总收入20余万元，人均300元。村民陈显林，17岁，父亲死得早，母亲是个哑吧，家庭贫苦。叶方林主动帮助他安排农活和生活。村民胡成明，家里缺劳力，叶方林丢下自己的农活，带上自己的几个兄弟，帮他家抢种抢收。村民张运富，点籽时，无钱请帮工，叶方林主动把买籽种的钱给他送去，还领上自己几个兄弟，揣上自家的干粮，为他义务干活。村子里还有个困难户叫胡显安，全家4口人，3个是痴傻。叶方林借钱给他发展香菇生产。1987年，胡显安家香菇收入达1200多元。
1988年7月21日清晨，他吆喝乡亲们把要交的公粮背到公路边，然后拉上架子车，向迎丰粮管所走去。下午5点，交毕公粮回村，途遇迎丰河水暴涨。叶方林叮嘱大家不要冒险过河，自己下河查看水情。突然，从河心传来了“救命呀！……”的喊声。叶方林定睛一看，原来是同村青年陈显林被洪水卷走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脱，纵身扑入洪流，不顾一切地向陈显林划去，一只手抓住陈显林的胳膊，一只手奋力划水。谁知吓昏了的陈显林忽然一把抱住叶方林，使叶方林无法伸展手臂划水，两人同时被卷入了6米多深的白龙潭中……。叶方林牺牲了，年仅26岁。
叶方林牺牲后，中共石泉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武装部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向叶方林学习”的决定。后池乡新庄村、庙梁村的群从，已集资12000元，决定在迎丰河上架设一座铁索桥，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高岁成（1960～1983）
眉县金渠公社枣林大队农民。1980年1月，参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石泉县消防队当战士。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石泉消防中队，他担任仓库保管员兼汽车修理工。
高岁成从入伍以来，刻苦学习，努力掌握消防技术，很快成为一个过得硬的消防战士。他在节假日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理发、拆洗被褥30多次。1982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台子山铁路施工队仓库起火，因路途远，电话中断，报警迟缓，待消防车赶到，现场一片火海。这时，高岁成看到火场处有两大桶柴油和一桶煤油，眼看就要燃烧爆炸，在这紧急而又危险的关头，他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把3桶油抢救出来。
1983年7月31日，大雨倾盆，洪水咆哮。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正在安康武警支队集训学习的高岁成，分配在安康县城古楼街执勤，负责组织搬迁车辆和人民群众的撤离。当日下午4点进入岗位，他头顶瓢泼大雨，在人车拥挤、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尽职尽责地组织群众一批一批地撤出危险区。晚上8时左右，老城街道的洪水已经过膝，高岁成仍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竭尽全力帮助群众转移。此时，东堤决口，汹涌澎湃的洪水涌进城，突然一排恶浪扑来，把高岁成卷走了。英雄的战士为了人民的利益，勇敢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被上级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被省政府、省武警总队命为“革命烈士”。
王万友（1926—1984）
别名王昆，旬邑县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参加革命工作，担任赤水县四区青救会主任。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三十三至三十五年（1944～1946）在中央党校五部和西北党校学习。后在赤水县担任青年主任、四区区委书记、游击队政委。1949年任中共马栏地委、三原地委组织部干事、科长。1950年调陕南工作，曾任中共紫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安康地委干校教务主任。1957年，调安康地区农林局任局长。1963年，调安康地委农工部任副部长。1966年调旬阳县任县委书记。1973年，调石泉县任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1年，从石泉县调地区行政公署担任副专员，直至1984年12月逝世。王万友在石泉县任县委书记长达8年时间，是石泉县解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县委书记。在石泉，经常深入农村，从事调查研究。他根据石泉山区发展多种经营生产的优势，重点抓了农村蚕桑生产。1973年调石泉工作，当时蚕茧产量仅有7。38万公斤；到1981年，他调离石泉时，全县蚕茧产量增加到38.07万公斤；到1985年，蚕茧产量上升到52.13万公斤，过了50万公斤大关。
任向午（1906～1953）
又名任炳炎，山西省猗氏县人。1942年到石泉接任县长，1949年卸职。1942年，他辞退了原县政府20多个职员。其人员的津贴，除部分发给了自己的亲信外，其余（12个空名字）津贴计大米1万多公斤，全部装入私囊。参议长杨昆生说：“我们的任县长很困难哪！他千里做官图的是什么呢？……”为此，参议会作了一项决议，每月再补贴任向午100万元（旧币）。5年时间，他共得6000万元。
任向午和王应蛟（军事科长），四处拉丁，拉了又放，被放壮丁，都要交足壮丁费。以此搜刮民财。他共分得壮丁费计折大米3万多公斤。后来，任又撤销了王应蛟的军事科长职务，以表示他县长老爷具有惩治贪官的决心。
任向午和杨云峰一起，组织起盐业公会，进行食盐倒贩买卖，仅两年时间他分得食盐7500多公斤。后来，任向午安排了一种“特种费”。从三十三年（1944）起，不到5年，任向午就领取大米12万多公斤。三十二年（1943），他和杨云峰一起以视察为名，在乡、镇长中，一次为自己共摊派3500多万元的津贴。每逢冬季，任向午在石泉大量购买狐子皮，仅1949年就买了100多张。狐皮买回来，他从洋县请来4个皮匠，为他制做皮衣，用来贿赂上司。因此，他深得上司的信任重用。任向午在石泉拉丁拉夫，要粮要款，屠杀农民暴动组织者范国卿等人，残害进步人士陈雨皋、马良卿等人。
杨万鹏（1895～1955）
字昆生。石泉县杨柳坝人。兄弟三人，排行老大。二弟杨万程（云阶），解放前，任石泉中学校长，安康行政督察员；三弟杨万里（字云峰），解放前曾任石泉县参议会参议长，解放后被镇压。
建国前，杨昆生从西安高中毕业后，历任国民党军队连长、营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后，历任省参议员、石泉保安团团长、县保安大队大队副、大队长、县建设局长、石泉县参议会参议长、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石泉县自卫团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杨昆生与其弟杨云峰共同策谋，诱骗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继周部沈继刚等9人，在三家坪接头时，乘机开枪，打死了沈继刚等人。三十五年（1946），又伙同国民党石泉县长任向午，在后柳杀害了凤凰山抗丁起义的农民张骟匠。
三十八年（1949）10月，石泉临近解放时，杨昆生赴汉中参加胡宗南主持召开的“坚壁清野”会议。会后，组织新五军第一支队，亲自前往石泉南区麦坪山中勘察游击战地，购买枪支武器。自任“新五军独立支队游击队少将司令”职，带队逃往大巴山，妄图和解放军对抗。在解放军的追击下，部队瓦解，杨昆生潜逃四川，隐藏在巴中县。
1954年10月23日，杨昆生被捕归案。1955年，经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