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凤县古今名人
契
帝喾之子——契（音楔），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封之于商（即商国缘起），赐姓子氏”，授为司徒，敬敷“五教”，掌管以礼教民，故商地有“敷教名区”之称，契有“教育鼻祖”之誉。今商州市、丹凤县旧日多处建有“契庙”、“玄王庙”（传契母简狄食玄鸟（燕）卵生契故称玄王）及“虞司徒祠”。在《史记·殷本记》中，司马迁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汉郑玄《集解》注：“商国在太华之阳。”魏晋人皇甫谧亦谓：商国“今上洛商是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丹水自上洛经商县南，契始封此。则斯地为司徒所封之国也。”唐代萧德言著《括地志》说：“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契封商传子昭明，再传其孙相土。到相十五年（公元前2132），相土“作乘马”后始迁于商丘，故称契为商族祖先。民国时商地称祭契之日为“玄鸟节”。
相土
契祖孙三代均封商。《史记·殷本纪》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荀子·成相篇》载，昭明始“居砥石，迁于商”。宋忠《集解》称：“相土就契，封于商。”
《世本·作篇》载：“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近代学人傅运森之《世界大事年表》亦载：“相十五年（前2132）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由于相土在境内发明了马拉车，使贸易日臻兴隆，故世传商业—词即发端于商国人熟操之业。商业的繁荣，不仅为商族的发展，亦为商地发达奠定了基础，《诗经·商颂》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商高
黄帝二十五子之昆孙，周成王时封于商，“以地得姓”称“商子”。“商子精数学《周髀》，衍其说为《算经》”（见清康熙代《续修商志》卷八。《国语》亦谓：商高“司商”）。《周髀算经》为“算经十书”之一，是我国早期之天文历算著述，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最早使用勾股定理。《周髀》有周公、商高问答；《晋书·天文志》亦有记载。
秦商
孔丘弟子，春秋鲁国秦堇父之子，字丕兹，封于商，唐玄宗时追封为上洛伯。
商鞅（约前390～前338）
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称卫鞅或公孙鞅。初事魏相公叔痤为其家臣，后入秦说孝公变法，任左庶长，擢大良造。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鞅以战功封商，号商君，史称商鞅。
商鞅相秦十九年，辅佐孝公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改变税法，又严刑竣法，推行连坐。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商地为变法首善地区之一。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兵强，却抑制了贵族利益。孝公死，公子虔等诬陷商鞅谋反，太子驷继位，即下令捕鞅。鞅逃至武关，客舍惧商鞅所订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收留无证客商要坐罪）．不纳。后，鞅投魏又遭拒，遂返封地组织十五邑军队，自老君峪北出击郑（今华县东），占领郑城。因郑城贵族偷开城门，鞅兵败被俘，死于车裂，且被灭族。
被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称颂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斤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唐秉、崔广、吴实、周术
四人秦末隐居商山，年皆八十有余，须发皓白，世称“商山四皓”。唐秉，字宣明（或曰姓庾或姓国），常居园中，因号东园公，襄邑人；崔广（或曰姓黄），字少通，隐居夏里修道，故号夏黄公，齐人；吴实，字子景（或曰姓朱名晖字文季），居绮里，号绮里季，轵人；周术，字元道，号角里先生，又号霸上先生，轵人（据周氏家谱记载，周术来商山时偕妻沙氏、子凤翔，后裔繁衍于商洛八十余代）。
“四皓”原为秦博士，掌古今史事待问，因逃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共入商山。刘邦称帝之初曾召“四皓”佐政，因其“轻士善骂”，“四皓”义不受辱而不应。后刘邦欲废太子刘盈，拟传位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盈母吕后用张良计，派盈舅亲至商山“卑词厚礼，迎此四人”。“四皓”始出山佐盈，遂使刘邦深感太子“羽翼已成”而未能废。刘盈即位为汉惠帝。“四皓”虽有功，但不愿受封仍返商山，继续过“岩居穴处”、“紫芝疗饥”的隐居生活，颐养天年，直至耄耋，后终老商山。他们曾编《采芝歌》一首流传至今，曰：“漠漠商山，深谷逶迤。烨烨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又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高山巍巍。岩居穴处，以为幄茵。烨烨紫芝，可以疗饥。唐虞远矣，吾将安归？”
“四皓”墓在县境商洛镇。汉惠帝曾亲为“四皓”立碑于隐处。唐代柳宗元、宋代王禹偁等名家亦为“四皓”写有碑文，盛赞其“知进知退”的高风亮节。“四皓”隐居之商山有四皓祠（俗称商山寺）。当地春节扮演故事，迄今尚保留有礼赞“四皓”的四摩女舞。历代歌颂“四皓”或拜谒四皓庙、四皓墓的诗文约二百多首（篇）。有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杜牧、元稹、白居易、韩愈、贾岛、柳宗元、王维、岑参、李商隐、王禹偁、李梦阳、郑板桥等名人佳句。其中李白讴歌“四皓”的诗即有《过四皓墓》、《商山四皓墓》、《山人劝酒歌》等。李白诗云：“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紫芝高咏罢，青史旧名传。”然杜牧却在《题商山四皓庙》诗中写道：“吕氏强梁嗣子柔，我欲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认为“四皓”出山，是促成吕氏专权的原由之一。
葛洪(284～364)
晋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从乃祖葛玄弟子郑隐受炼丹术。曾任谘议参军等职，并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据《直隶商州总志》载，葛洪“好神仙导养之法，乃入商山修炼，已而入罗浮山”。
葛烘一生著撰富瞻，除道学外，尚有医书、野史、仙传等，所著《抱朴子·金丹》云：“丹水出上洛县冢岭山，入于支汋，水中有丹鱼。夏至夜，伺鱼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网取割其血，涂足涉水如履平地。”涂丹鱼血能避水之说诚属荒诞，然记载了丹江鱼类早在晋前已闻名遐迩。相传汉江最大支流——丹江之命名，即因产丹鱼而得名。
张海、郭邈山、李铁枪
三人为农民起义领袖，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月，商山饥民千人，在张海、郭邈山、李铁枪等人领导下揭竿起义。
起义军以商山为根据地，转战于虢州、卢氏以东和洛阳长水以西，并向南发展到襄、邓、荆南，纵横千余里。《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再论置兵御贼札子》说，张海起义军“不比王伦偶起之贼，纵使官兵追及，以其胜负未知。天下之忧，恐自此始”。义军临金州（今安康），知州王茂先吓得打开城门；入顺阳（今湖北光化西）时，县令李正已用鼓乐迎入县城饮宴。义军每到一地，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深得百姓拥戴。后朝廷调集上万禁军追剿，特立赏格，优加酬奖并组成敢死队，遂使义军寡不敌众而失败。包拯在《论李用和捉获张海乞依赏格酬奖》的札子中说：张海一岁之内，使“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吏逃窜”，“以至江淮州县，无不震惊”。
张紫阳(984～1082)
北宋天台（今浙江天台县）人，原名伯端，字平叔。道教南派初祖，通三教典籍。宋熙宁二年(1069)，在成都遇异人授于丹诀，遂改名用成，号紫阳。著有《悟真篇》等。
清乾隆《直隶商州总志·建置》载：“紫阳宫，州（商州）东一百里（龙驹寨），相传张平叔在紫阳洞修炼，足迹未尝至村舍，忽一日飞升。土人称为紫阳真人，因修紫阳宫”。紫阳宫至今尚存，可知县境道教之源远流长。
任天锡
南宋将领，官终果州团练使。《任天锡墓碑》载，商地被金军占领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任天锡入陕复商州，生缚伪商州刺史完颜守能。
东旸禅师
俗名思名，明万历年间云游入商，在“昙花胜地”棣花南洞修行，卒于棣花。清康熙初，参与编修《续商州志》的李本定有《吊东旸禅师》诗：“古洞悬空石径斜，高僧曾挂紫袈裟。蒲团坐定泥沾絮，贝叶深谈雨散花。为制毒龙得妙药，因医病鹤颂灵砂。遥知示寂优昙杳，宝地千秋驻彩霞。”从诗中知其精通佛理，兼通医道。《直隶商州总志》载禅师“尝施药济人，远近全活者甚众。”又载，教喻牛维晃曾著有《东旸洞志》（四卷），惜已散失。
陈志立
清雍、乾时人，龙驹寨西老君河畔陈家村陈氏家族九世孙。据陈氏家谱载：幼家贫，母子相依，终生未娶，肩挑贩运为生，膂力过人。一次去潼关挑盐，一骡所负240斤老秤盐，全付志立，尚嫌不足挑。盐主奇其力，再赠盐50斤，并暗中藏秤锤一枚。而志立从容挑行。盐主派人尾随，走不多远，志立草鞋即破，但见其不下担，一手托货，一手换鞋，遂更信其神力，称之为“三百斤老秤”。志立每餐需升粮，卒于饥。
陈慕楷、陈光前
龙驹寨西老君河畔陈家村之陈氏家族，祖籍江西瓦西坝，后迁入太行山右，明代定居商地，迄今约十七八世，族中举人、进士历代迭出。
十世孙陈慕楷，字志榘，号牙山。清乾隘十年(1745)进士。初任户部主事，供职四载，以端戆不合于时，出为江苏泗州知州。在任重学校，恤民瘼，革陋习，开渠道，曲尽牧民之责。后归里任商山书院山长，桃李遍于商山丹水。卒后，葬故里陈家村。
十一世孙陈光前，字绳武，号筱峰，又号明堂。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初署河南荥阳知县，到任值荒岁，即请帑金三千两赈恤并修书院、置学田、抑豪强、惩蠹役、革陋规。后署原武县知县，请免除旧欠地丁并捐廉奉修尊经阁、明伦堂以倡儒学。因亲老致仕归，其行李萧条，澹泊自守。年六十九卒。著有《知性轩文集》、《雨窗词》等。卒后，葬故里陈家村，有墓碑存县文管会。
盖方秘
字季源，山东蒲台人。清嘉庆初拔贡，署商州龙驹寨州同。龙驹寨地近陕豫鄂边，山大林深，历来为起义军凭险迂回之地。盖方秘始到寨，白莲教义军万众入境，他采取“筑堡储粮”，妄图使义军困于无向导、无粮草、无医药之窘境。在商镇、龙驹寨一带实行三丁抽一，得三千人，操练演武，晨集午散，谓“屯兵于民”。铁峪铺一役，以伏兵杀死杀伤义军数百人。武关、竹林关之乡兵亦隶其部。知州陈祈为义军围困，盖方秘率乡兵往救，为清廷忠实鹰犬，被赏蓝翎，受清仁宗召见，旋提任台湾道。
彭必达(～1861)
字明亭，商洛镇人。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任河南唐县知县。当地无稻，彭到任后力倡兴修水利，从商州引去稻种，并亲授水稻栽培技术，始得推广。该县素有买托他人代考以求得功名利禄者。必达闻知痛加斥责，并毅然除名。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占中原，破唐县，彭诋太平军为“魔寇”被诛。清廷准祀“昭宗词”、赠知府衔。
贾克成、张万灵、陈万根、巩天和、魏春成
皆棣花拳师。商州民谚曰“好教师打不出棣花街”，棣花拳术源远流长，明末李自成入商时即给当地留下闯王拳路。清乾隆间，河南省拳师郑某（因一足微跛绰号郑跛子），又为棣花街传授少林拳之中三路，使闯王拳与少林拳溶为一炉。时棣花武坛众星璀璨，贾克成以气功操手著，张万灵以撞锤著，陈万根以织子著，巩天和以毛链著，魏春成以杆子著。各有绝技，名动一时。而张、陈、巩、魏皆秘不传人，唯贾克成传其术于张玺荣，再传其子张正学，三传其孙张建启。举凡气功、杆子、撞锤、黑虎鞭等三世皆精，建启曾在商洛及韩城等地设帐传艺，使棣花拳声名远播。
王 炳(王殿鹤)
清同治年间人。祖籍商洛镇显神庙,经营敬礼堂、永全裕两放帐铺。最盛时,号称本银36万两,且良田千亩。与人讼,扬言“出30万两银子打官司,留下6万过日子”。家中雇有掌柜、奶妈、厨子、管帐、塾师、长工百余人。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为春会,所属各庄掌柜均备厚礼来贺。
王氏总字号下,包括洛南景村、古城,商县北宽坪,县内武关、留仙坪、寺坪、月日、铁峪铺等十多处放帐铺。初时为“加一利”(1元每月加利1角),后又以利作本,谓“驴打滚”、“圪塔利”。债户还不起帐以房、地产作抵押,因之王家在武关、留仙坪、寺坪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其中以高利贷折价之耕地约四五百亩。
屈秀声
龙驹寨人,咸丰年间会试恩科举人,候铨知县,然厌政乐教,主讲于商南县青山书院,复设帐教学于龙驹寨之百顷湾,成就后学,不计酬金。乡人以“不求闻达,声名日著”赞之。著有《遗爱集》、《南河小课》,豫、晋数省多有传抄。
陈锡喆
龙驹寨陈家村人,为陈氏十二世孙,字子明,号花农。清光绪二年丙子科(1876)副贡,曾任直隶州州判,正黄旗官学汉教习,后任商山书院山长。优于文学,尤擅戏曲,有《喜园诗集》及《喜园传戏曲》。读者佳其作,“如饮醇茗,口留余香”。
孙天朗
茶房人,字秀台,清同治年间太学生员,三世精医,独得秘传,活人甚众。时棣花张怀瑾患肺痨重危,衣棺待毙,适得其诊视服药痊愈。张感再造,敬送“杏林风徽”匾额。时疫流行,其躬耕于田间,犹带纸笔为求医者开方且拒收馈赠,由是声名远扬,求者更众。光绪二十五年(1899),知州焦云龙赠“救人洁己”匾额。其跋曰:“闻孙先生济世活人,世所罕有,特送匾额,以美其德”。
晚年传医术于新文、新民二子,新文又传于长子有道,共历五世医道失传。乡里至今惜其医术,更敬其医德。
现代名人
屈 荃(1874～1912)
字检衷,号裕后,生于龙驹寨街。民国元年(1912)卒业于陕西陆军学堂,以成绩优异晋中校衔,与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张伯英为金兰交,辛亥革命时被委以西安城四门总稽查之要职。由于巡查防范有方,使省城各门安定肃然,遂又受任都督府卫队管带。是年11月省东告急,荃率队至潼关与清军激战,身先士卒,战功卓著。12月,罗竣山袭扰商州龙驹寨一带,荃请命领兵回乡剿匪,战斗中中弹身亡。后经统镇张伯英详请抚恤并准祀于“昭忠祠”。
淡振邦(1897～1927)
字子安,老君殿淡家寨人,四川讲武堂毕业,历充国民革命军连长、营长。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时代理团长,后为第一旅代旅长,与敌激战于豫北道口镇,相持两月,11月23日被敌包围于靳庄,血战五昼夜,身中数弹,仍坚持指挥,击溃敌人。振邦亦于是役战殁。
陈步蟾(1858～1930)
字烺仙,号商山,一号桎堂,龙驹寨西陈家村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翌年遴选为四川乐至场盐场知事,到任后剔除积弊,廉介自守,旋擢两浙盐运使,就任不久,辛亥起义,两袖清风,欣归故里。对古文造诣甚深,尤长书法。先后任商山书院山长,龙驹寨镇高等学堂校长,桃李遍商洛。他秉性清正,尤恨贪官污吏,以为民请命为己任,仅在商山书院山长任内先后告垮贪官4人。民国八年(1919)龙驹寨一带特大干旱,陈代表民意多次请求龙驹寨县佐上报减免田赋,但县佐置若罔闻。陈即发动三十八保农户,向县佐交“农器”,终于迫使县佐豁免当年田赋。为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他曾亲自试种美棉,获亩产百斤(超出土棉二倍多),尤有单株结桃80余枚者。又请人勘测老君河东惠渠,然尚未建成而与世长辞。
周芝祯(1884～1932)
号伯干、干臣,茶房两岭村人,民国六年(1917)入北京朝阳大学。求学期间受民主份子熏薮,立志革新,为国献身。返里任龙驹寨县佐,因深感振兴桑梓须从培养人才入手,弃政从教,任龙驹寨紫阳宫高等学校管理。民国十六年(1927),回本村利用周家祖祠创立朝阳乐育高等小学校(今两岭小学)。
其时,刘筱斋、王敷之、周小溪等有声望之教师纷纷慕名来校任教。古城岭以西,甚至武关等地学生宓舍近求远前来就读。校舍困难,他四处奔走劝捐,不仅本村及附近庙产、公房尽输该校,连走读范围以外的棣花何焕章、铁峪铺张秉霄等富户亦捐资助学,同时组织师生劳动建校,翌年即增建校舍18间,连原有共达50多间,遂使该校规模初具。
他反对死读书,力主接触实际,接触社会,先后组织师生宣传禁烟、放脚、剪发。该校男生佩“ 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徽章。其女宝珊在校最先放足,故全校女生,无一缠脚。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回乡,该校又成为当地先进分子之渊薮。民国十七年(1928)秋,应届毕业生与教工在学校对岸丹岩石洞聚宴,洞壁崩塌,23名师生惨死。自此,他精神受到重创,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3月5日病故于陕西省立医院。葬故里祖茔。
张云山(1908～1933)
乳名治银,商洛镇显神庙村人,初随商洛镇后坪民团头领周疯子闯荡,继而杀周自任队长,后缴获李长有军一批枪支自称团长,手下五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彭双治,第二中队长张元亮,第三中队长卢定中,第四中队长张月娃(虎森),第五中队长许佐庆,特务队队长贺奎(张继善接任)。全盛时期控制三十六个保,西起棣花,东至老君,南至山阳中村、洛峪,北至留仙坪。
其给养全由地方摊派,民众负担日重,但仍暗地绑票,敲诈勒索,每到南、北二山,更加公开抢掠,与土匪无异。特务队长贺奎,不服约束,张升其为副团长,削去实权。民国二十二年(1933)9月2日,张云山被心怀不满的贺奎用黑枪打死。
张万选(1864～1935)
字镕青,龙驹寨涌峪人,父张献瑞,例入国子监。万选自幼聪颖,应童子试名列榜首,清光绪十五年(1898)院试获廪膳生员,清末曾任山西灵石县巡检,后两次出任龙驹寨县佐,静重持守,后弃政从教,品端学粹。民国初叶,任龙驹寨高等小学校长,掌教有方。其时龙驹寨方圆之大学生和出国留学生多出自该校。他善诗文、长对联,激浊扬清,惊顽立懦。多有刺世之作《官军吃粮不剿匪》诗云:“四月烟花遍地间,惊闻匪到竹林关,羽书告急飞如雪,不见官兵到一团。”先生之书艺亦精,人多珍藏,寨镇匾联,多出其手,有“斫轮老手”之誉。
病逝后师生谱“苏武牧羊”调,作《追悼张万选先生挽歌》:“追悼镕翁老先生,从教数十年,工作非等闲,一生的美名儿,留芳在人间,先生今逝世,叫人真悲惨,教育失领袖,学生无指南,感念先生幽灵在天,为学生作模范;追悼镕翁老先生,博学又多能,德高并望重,教不厌诲不倦,诱导我青年,先生虽仙游,功德重如山,丹水泣呜咽,商山亦哀怨,愿我学生发奋努力,以先生为模范。”
徐宝珊(1903～1935)
原名许惟豫,乳名显万,学名文弼,生于湖北省汉川县许家村。其父许菊清,清末进士,湖北省议员。宝珊出身宦门,然在新思潮的熏陶下觉醒较早。民国十五年(1926)自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即加入民主革命大军,回乡从事农民运动。同年5月,经向日升介绍,在汉川县新庙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历任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长、鄂东北道委书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病故,宝珊代理省委书记。
民国二十三年(1934)6月,程子华在瑞金奉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由徐宝珊主持,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发表宣言,北上抗日。其时,他虽患严重肺病,但坚持随军行动,历时26天,进兵桐柏,继入伏牛,直至商洛山,行程1800多公里,沿途大小战斗10余次,粉碎20余倍于己之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
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庾家河,宝珊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决定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他和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等人率领下,红军麾旆所临,风行草靡,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迅即建起蓝田、山阳、镇安、柞水、郧西5县苏区,并击败敌警二旅,开辟西部华阳地区,彻底粉碎敌第一次“围剿”,建立了后方基地。翌年四月中旬,他在蓝田葛牌镇主持省委扩大会议,组建中共鄂豫陕省委。徐宝珊任书记,吴焕先任副书记。后率部东返,开辟洛南、商县、商南、卢氏4县苏区。在今丹凤县境建立了梨园岔、孙家山、龙驹寨区苏维埃及十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5月上旬,由他主持在龙驹寨整训,以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新战士的战斗力和全军军事水平。他强拖病体,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政治动员,不幸于5月9日病逝龙驹寨。遗体着灰军装入殓,由蔡家荣等四名随行人员护送,葬于龙驹寨北坡。1985年5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撰文,丹凤县人民政府为徐宝珊树碑于丹凤县烈士陵园。
贺远柏(1913～1935)、黄香子(～1935)
贺远柏,梨园岔大西沟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豫陕游击师转战腰庄、两岔河,20日成立梨园岔区苏维埃和赤卫军,远柏当选为土地委员兼赤卫队长。后豫陕游击师组建第四大队,远柏任第一分队队长。在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中,远柏带领乡亲清算土豪,插旗分地,及时镇压了一些顽固反抗的反动土豪。6月12日,国民党军自武关开来,远柏率第一分队埋伏西岭,牵制敌人约一个营,使红军避过敌锋顺利突袭了商南县城。8月,远柏率队跟随老八连一起切断铁峪铺至寺底铺之间的电话线路。10月,敌军沿清油河向上“围剿”游击司令部和苏维埃政府,远柏所在的大队固守东岭阻击,与敌激战一天。第一分队是第四大队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武装,多次受到游击司令部表彰。
黄香子,贺远柏母,和儿子一起参加区苏维埃工作,任土地委员,负责妇女工作。长期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当地妇女,开始不敢接近红军,她积极宣传:“红军是咱亲兄弟,为咱打仗流血,咱不招呼谁招呼。”红军过往,她每次都热情安排食宿,缝衣洗被。战士亲切称她“黄妈妈”。
是年冬,敌大举“围剿”,赤卫军受挫,被迫隐蔽或转移。远柏由隐蔽的桃坪归来,准备重新组织武装,行至梨园岔焦家山时,不幸被保甲队逮捕。敌人严刑拷打,追问红军和赤卫军情况,他临难不苟,只字不吐。敌人拘捕远柏的母亲和周岁的儿子,以此胁逼。他破口大骂:“老子自跟红军那天起,就把一切豁出去了,要杀就杀!不要再耍鬼把戏了!”恼羞成怒的保甲队长先将远柏的儿子扔进梨园岔大寺沟淹死,继将远柏和母亲一起杀害。就这样一个普通农民为革命英勇献出一家三代的宝贵生命。
张虎森(1907～1935)
小名月娃,商洛镇显神庙人,张云山民团第四中队队长。虎森虽身在地方武装任职,但誓不与误国殃民、鱼肉乡里之辈同流合污,约束部队尽量不骚扰百姓。红二十五军长征来商洛,程启文带领一支红军小分队在孙家山组建苏维埃,恰与虎森驻地一岭之隔。在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统战宣传的感召下,张曾与程会面。此后,他多次为红军送情报、草鞋、报刊等。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党军李振清部来商镇茶房招降,虎森奋力抵抗,死于枪战。
杨焕章(1890～1935)
庵底杨庄人,自幼家贫,给人放牛熬活,夙具刚肠,任侠尚义,为乡里所推重。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庾家河、蔡川一带。他接触革命思想后,誓为穷人翻身肝脑涂地、弃尸沟壑亦在所不惜。遂主动为红军带路,搜集情报,筹集粮秣,掩护伤员。翌年端阳节,孙家山区苏维埃成立,杨焕章被选为土地委员。他走乡串户宣传,组织群众带头打土豪、分田地并动员不少人参加红军。
红军主力转移,反动势力反扑,自卫队和保甲兵两次抄家,均未捉到他。古历五月十七日晚,焕章又累又饿,趁黑到家,刚端上母亲递给他的半碗残粥,预先埋伏的敌人冲进,向他连射五枪。他虽气息奄奄,仍张目怒视。匪徒们将他拖到麻坪沟口,先割掉耳朵,吊在树上示众,后残忍地用石头砸死,抛进山涧。
李邦正(1902～1936)
梨园岔小河村农民,父双目失明,他是独子,从小挑起家庭重担,终年奔波,不得温饱。民国二十四年(1935)红二十五军某部来到梨园岔,因他勇而好义,胆略过人,被选为区苏维埃土地委员兼赤卫队长。红八连给邦正配发长短枪各一支。他很快组建起一支二三百人的赤卫队。6月,国民党部队到栗子坪占领了南山老毛垛,红八连和邦正带领的赤卫队坚守北山狮子岩。敌众我寡,对垒两天后,红八连奉命转移,他率领赤卫队不时放零枪诱惑敌人,又打了一天一夜,保证了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此后敌人到处捕捉邦正,他只身隐藏于商南县试马寨一带。翌年古历二月上旬,因叛徒告密,被杀害于“十亩地”。
王柏栋(1910～1938)
商洛镇显神庙村人,乳名容娃。全家六口,仅有1亩2分地,生计艰窘,自幼即萌翻转乾坤之念。
民国十六年(1927)初,冯玉祥统领的国民革命军孙连仲部经龙驹寨,寄养在百顷湾舅家上小学的柏栋毅然投笔从戎,开赴河南打军阀吴佩孚。不久,冯、蒋、汪相勾结,镇压工农革命,他愤然离队。两年后,柏栋在河南省荆紫关学商,闻知杨虎成部在南阳办教导队即再次从军。民国十九年(1930)6月,在教导队第二中队经阎维良、王允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卒业后,任杨子恒旅长警卫排长、连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底,中共陕西省工委派柏栋到刚恢复的三原县渭北游击队任第二分队队长,他三下三原县南原,一下富平县南区,打击豪绅地主,扩大革命武装。翌年,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时在蓝田张家坪严重受挫,为重振军威,正在迅速壮大的渭北游击队被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7月14日,在三原武字区小道口召开红四团成立和授旗大会,柏栋任第一连指导员,旋任团参谋长,复任该团政委。8月14日,他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柏栋任参谋处长。他参与指挥了9月17日智取张洪(旬阳县治)的战斗;10月17日,又奇袭甘肃合水县,用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了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
民国二十三年(1934) 11月,柏栋首次受命回商洛开辟工作。其时红二十五军的一个小分队,在中共商洛特委成员、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领导下于孙家山组建苏维埃。他得知敌人准备三路“围剿”这支几十人的红军小部队时,立即向商镇民团队长张虎森进行统战工作,劝他在民族危亡时刻要枪口对外。张虎森被说服后,及时派心腹送去密信,使红军安全转移。中央红军到陕北,柏栋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七·七”事变后,柏栋再次受命于11月返回商洛,在两岭村乐育小学、龙驹寨小学、商县中学及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敌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妇女救国会等。同时,发展巩德芳、薛兴军、彭一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3个支部、1个小组。并分批把党员和民先队员送到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及安吴青训班学习。他又广泛结识王佑卿、王建三、张德祥、刘筱斋等开明人士,并给一些地方民团头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很快在当地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国二十七年(1938)4月,柏栋又率领老君、商洛镇一带1000余民众,以慰问驻军为名,索回以前被没收的商洛联保处百多条步枪,用以组建当地抗日武装。5月,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黑煞道,决定古历4月8日暴乱。柏栋侦知后三下龙驹寨,做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的工作。当黑煞道策划围攻龙驹寨时,被一举歼灭。6月,省委派巡视员赵希愚到商洛,对柏栋回商洛仅7个多月,就将党的影响扩大到商县、洛南、山阳、商南等县,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起抗日武装,作了高度评价。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对柏栋怒不可遏,三次“告诫”,要他离开当地。柏栋义正辞严,晓以民族大义,并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责”之“训示”,据理力驳。同时要求对方坐言起行,一致对外。温无言答对,遂蓄谋暗杀。7月25日黎明,柏栋被匪徒曹建勋暗杀于家中。一代商山人杰,珠沉玉碎,时年28岁。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举行追悼王柏栋烈士大会,汪锋致悼词,称柏栋是“群众领袖”。翌年,张德生《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高度赞扬王柏栋等烈士的革命精神。
1951年,王柏栋遗骨迁葬金凤山商洛地区革命烈士陵园。
罗锦文(1914～1939)
乳名长根,表字马可,生于南炉道蛮子沟一个基督徒医生家中。民国二十一(1932)年夏,他从洛南职业学校毕业,考入英国人办的西安广仁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后在广仁医院任职。因参加罢工,要求被无理拒绝,愤然转入西安同仁医院,后任该院副院长,负责中正路分诊所,(在今西安市内解放路)。“七·七事变”后回乡探亲,妻子埋怨他“心中无家”。他说:“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咱咋能只顾自家。”随即返回西安积极抢救抗日前线送来的伤员。并于是年10月,毅然提出他在同仁医院的全部股金,串联西安广仁医院、陕西省立医院、西安培华职业学校、洛南中学等14名热血青年,成立“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锦文被选为队长,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请求去华北前线。三天后,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名义回电:“如不怨苦可前来,这是十二分的欢迎。”西安“八办”伍云甫处长接见全体队员,并协助安排具体行动方案。
11月初动身,几经曲折,历尽坎坷,到达山西省临汾县高公村,受到八路军总部卫生部部部长姜齐贤热情欢迎。当日锦文即到附近医院探视,并当场为重伤员梁希哲动手术。几天后,八路军总部在洪洞县万安镇召开欢迎大会,左权副总参谋长亲致欢迎词,锦文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医院手术室主任。他精湛的医术和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受到广大指战员热情赞扬。翌年7月,锦文请求前往抗日最前沿,被分到一二零师野战医院,任外科主任。他以“爱国、人道”为宗旨,整顿野战医院,开展流动巡回医疗,辗转于晋西北的兴县、岚县、五寨、岢岚等县抢救伤员,在敌人炮火之下赶做手术。他像白求恩一样在抢救病员时被感染,但仍带病工作,三次晕倒在手术台旁,民国二十八年(1939) 10月12日以身殉职,年仅25岁。锦文病逝后,一二零师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遗体安葬于山西省岚县五里岗。八路军卫生部给锦文家抚恤金200元。当时的洛南县长郝兆先敬赠挽联:“效命国家万古不朽,献身民族百世流芳。”
赵青廉(1900～1939)
龙驹寨东街赵家前场人。民国三年(1914)就读于龙驹寨高等小学,毕业后投笔从戎,赴粤入黄埔军官学校。广东陈炯明叛变后,他毅然参加讨陈战役。在北伐战争中,他立马横刀,屡立战功,迭次晋升为上校团长、少将旅长、中将师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返回商洛,一方面发动民众抗日,一方面清除地方匪患,先后收编7个武装团队,编为游击第一师,自任司令,率部开往抗日前线。这支部队由武汉过江到成宁、汀泗桥,隶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与日寇多次激战,后改编为一二八师,喋血江北沔阳、汉川、监利一带,扫荡日寇,战功卓著。民国二十八年(1939),赵将军途经宜昌、沙市、监利,到达沔阳县下家埠时,被旧部汉奸古某指示李某杀害。当时里人有诗悼念日:“挥师御倭气如虹,壮志未酬饮恨终。降日奸徒遭唾骂,将军千古留芳名。”
谢孝廉(1908～1939)
茶房谢家塬人,毕业于龙驹寨高等小学,教书两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跻身军界。初在地方武装彭双治部下任分队长,后为商棣联常备队长,有枪200多支,控制棣花、茶房、商镇一带,集军、政、财、文实权于一身。部属雷振杰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归来,任中共商洛工委武装委员,在当地发展党组织,鼓吹革命,被谢发现后视为眼中钉。谢多次密谋杀害雷振杰、巩德芳、薛兴军等地下党员。中共地下党缒织为扫除障碍,采取断然措施,由巩德芳、薛兴军指挥,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4日处决了谢孝廉这个反共顽固分子,并以该部为基础建成中共商洛工委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冯麟生(1906～1940)
乳名升祥,龙驹寨街人。其父冯新业,磨面为生,供其卒业于龙驹寨高等小学。冯麟生以开办石印馆起家,后任龙驹寨商会会长。民国二十年(1931)在龙驹寨创办民团,任商县第六区民团团长。不久全部武器为国民党过路军岳耀堂部所缴,遂投靠洛南民团团长尤奉三,重召旧部,二次办团。翌年,李长有军血洗龙驹寨,冯身为当地民团头目却弃城逃遁。劫后龙驹寨一片瓦砾,死人千计。李走后,冯始回,驻扎在涌峪青峰台,设枪厂,派枪捐,一时怨声载道。民国二十七年(1938)得其胞兄国民党少将陕西防空司令冯子卿支持,获拨给的一批法国造新枪(包括手枪20把),遂被任命为商县龙驹寨保安独立中队队长,管辖棣花至武关百余里地,胡摊乱派,恣意侵吞。翌年,为扑灭刚刚建立的革命武装,冯令李镜蟾劝降巩德芳,被巩枪决。又令老君乡乡长张仰之以共商抗日大计为名“宴请”巩德芳,暗中派兵一连包围张宅。所幸德芳早有准备,机智脱险。
民国二十九年(1940)6月14日,冯前往四区专署参加五县反共联防会,随带70多人的卫队,路过沙沟河与地下党员彭忠德、王士哲、王连成遭遇,王士哲受伤被俘(后就义于商县)。6月23日冯返回,在茶房四方岭被巩德芳、薛兴军所率武装包围击毙。
王应魁(～1940)
字星垣,商洛镇显神庙村人,清光绪增生,累代书香,三世儒医,内、妇、儿诸科无不精深。老君殿乡民靳棠,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患时症,为庸医所误,一息将绝。先生临家诊脉,保称无虞,开药令服。预言患者某时出汗,某时小解,明早定能进餐,后果一一应验,不三日即起坐如常。由是起死回生之誉远播。且无论贫富,随请随到,从不收受诊费。民国二十九(1940)年作古,里人莫不感念。
雷振杰(1911～1941)
乳名新仓,化名天普,茶房米家塬人。初中肄业,喜读史书,仰慕忠烈,以大马金刀,扫尽不平为夙愿,入地方武装当兵。蒋介石嫡系公秉藩“别动队”(人称黄瓜篓子)路过茶房街,打人抓人,要粮要款,糟踏妇女。振杰带领表弟张德盛,在甘河沟口公路截击别动队散兵,夺得手枪两支、机枪一挺,以孤胆闻名乡里。
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回乡开辟工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4月振杰加入“民先队”,旋被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年9月7日,在延安罗家坪经项辉志、余志新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振杰抗大毕业返商,被吸收为中共商洛工委领导成员,负责军事工作,他利用当常备队分队长的合法身份,以组建中山会为名,宣传革命,暗中组建革命武装。“组军离不了军医”,他深谋远虑,亲赴河南洛阳请来外科医生陈永安,用几百银元购置药品器械,并为陈娶妻,使其安心。
控制这一带的常备队长谢孝廉,拒绝我党统战要求,加紧清理内部,监视、跟踪地下党员,极力破坏当地抗日救亡运动。振杰邀集常备队副队长巩德芳、警卫班长薛兴军等密议处决谢孝廉。通过分化瓦解,控制其亲信,终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4日,利用谢正在队部打电话之机当场击毙。
打死谢后,他拟在留仙坪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讵料去洛南景村借枪被捕,关押于商县。身陷囹圄的振杰经地下党营救,已能独自离狱上街买菜、打球。其时,有人劝他乘机逃跑,他守身如玉,励志如冰,严肃地说:“士哲(中共商县县委委员)的镣还未下,狱中还有好多难友,我咋能独自逃生!”他和士哲一起,冒着危险组织越狱,已将看守说通,然在预定越狱前刻被敌察觉。为保护难友和已经觉悟的看守,振杰和士哲承担了全部责任。遂以东乡“土匪头子”罪被判死刑。
民国三十年(1941) 10月31日,受尽酷刑折磨的振杰,身着长袍和士哲一起昂首走向商县西门外刑场,沿途大声宣称:“乡亲们,我俩不是土匪头子,是从事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员。穷人跟上共产党走才能翻身。”最后,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慷慨就义。苌弘碧血,英风永驻。遗体安葬于故乡。
王士哲(1920～1941)
龙驹寨小石桥人,出生富商家庭,然他却浮云富贵,淡薄利禄,以驰马试剑,吊民伐罪为夙志。于龙驹寨第二高等小学上学时,即任龙驹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当时五六年级学生多被吸收为“民先”队员,他又从中挑选骨干建立“义勇军纵队”,多次进行军事演习。其父王右卿在旧军队当过军需,带回一支小手枪,被士哲窃得从事革命工作。
民国二十七年(1938)元月初,士哲经王柏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中旬同周宝航、杜景到武关小学任教,相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来龙驹寨检查工作,士哲为其搞到国民党区部委员的证件,确保了巡视员的安全。翌年,乇哲被派往中共陕西省委干训班学习。结业后,转入安吴青训班学军事(任一排长)。回乡后,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3月参与组建中共商县县委。王连成任书记,士哲负责军事和青年工作。同年5月,中共商县县委指示士哲策动龙驹寨东城楼卫兵张根伍等作内应,王连成带队攻城,通过里应外合,带出人枪各十,组成中共商县县委直属武装班。6月19日晚,士哲、彭忠德、王连成在显神庙村聚会,翌晨返回途中于沙沟河与龙驹寨保安独立中队队长冯麟生带领的国民党武装遭遇。士哲为掩护忠德、连成撤离,遂开枪将敌引向自己而中弹被捕。士哲在商县狱中和先期被捕的雷振杰一起组织越狱,因被敌察觉而失败。备受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吊打等酷刑,但面对刀山剑树而不易初衷。
国民党当局因惧怕破坏国共合作的舆论,遂以东乡“土匪头子”罪将士哲、雷振杰判处死刑。民国三十年(1941) 10月31”日,他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以21岁的短促生命,炳炳烺烺,名垂竹帛。遗体安葬于故乡。
李振汉(1881～1941)
炉道天明山人,年少时常划地为城,聚童为伍,竹马木枪,操演战阵。尤喜读《春秋》、《国策》,以古代志士仁人为楷模。十五岁时因好饮赌输,遂赴河南洛阳从戎。他蹈刃不旋,屡立战功,累晋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少将混成旅旅长。在陈伯生部下时,曾于西安率卒3000打败军阀郭坚,授予五等文虎章、一等金质奖章。旋于黎元洪部下任军械处长。出外18年后返乡,以侠肝义胆,除暴安良,深得乡里称颂。地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讼棍流氓,多闻其名而敛迹。殁于民国三十年(1941)正月三十日,迄今墓碑尚立于天明山麓。
胡春元(1877～1942)
号一清,人多称胡二先生,炉道麻园沟人,祖、父两代秀才。春元自幼聪颖,乡里呼为“神童”,十二岁考中秀才,后中举。宣统元年授六品承德郎,辛亥革命后孑然返里,隐居山乡三里漫,办义学一所,教授学童。此期曾写讽刺贪官污吏联语一幅:“大老爷作生,银也要,钱也要,票子也要,黑红一把抓,不分南北;小的们该死,麦未熟,谷未熟,豆儿未熟,青黄两不接,没有东西。”
张聚魁
竹林关张家塬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民国时历任商县高等小学校长、商县中学校长、河南鄢陵县县长。由于他清廉寡欲,广求民瘼,而获清声。张家塬故里犹有其在河南任职时之救灾功德碑,云“吾乡饥民不致散四方填沟壑者,先生之功也”。后回陕任商县县志馆馆长,纂修《续修商县志稿》。
王连成(1919～1943)
化名罗森,张生臣,商洛镇显神庙村人,高小肄业后在家务农。民国二十七年(1938)2月,经王柏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商洛镇支部书记。4月,去延安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民国二十九年(1940)3月中旬,连成奉命回乡在巩家湾组建中共商县委员会,任书记,并在这次会上做出惩办龙驹寨保安队长冯麟生的战斗方案,及时组成县委直属武装班。一天,侦知冯在他店铺后院打牌,连成即化装成敌军官,腰挂手枪、短剑,带领警卫,前往冯家相机引蛇出洞,然冯终未露面。第二次连成又带人前往,仅击毙冯的护兵班长,冯闻警逃脱。之后,他又通过策反,里应外合,收缴岽城楼守敌一个班的枪支,组成县委第二直属武装班。是年6月23日,经连成等县委成员策划,由巩德芳、薛兴军指挥的四方岭战斗,终于击毙冯麟生。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商县县委移往蓝田县,易地指挥。调连成兼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其公开身份是蓝田大寨村小学教员。
民国三十一年(1942)9月上旬,连成在蓝田鹿镇走吴村小学开会,决定有关党员分南北两路回商洛镇组织抗日武装。在赴商洛镇途中,留在蓝田的警卫员王某叛变,向敌告密敌遂令其抢先回商。29日,连成、巩德胜在商洛镇与其相遇,尚不知王投敌,即一同进山。10月2日到蔡川后,该叛徒以借盘缠为名,向洛南贺金山保安队告密,连成和巩德胜被捕。
在商县狱中,连成和巩德胜一起组建党小组,策划越狱,后又因狱中叛徒告密而失败。在受尽种种酷刑后,他俩均以“土匪头子”罪被处死刑,民国三十二年(1943)6月26日,连成和巩德胜一起英勇就义于商县西门外。在临刑路上他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是时连成仅24岁,碧血丹心,雄风永驻。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名单中,有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组织部长巩德胜的英名,建国后烈士遗骨安葬于商洛地区烈士陵园。
巩德胜(1919～1943)
鼽名法胜,化名张子义、杨铭,茶房巩家湾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在商县中学上学期间参加“民先队”。翌年2月,由王柏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返乡从事地下工作。在中共商洛工委领导下,德胜协助其兄巩德芳,处决了当地反动队长谢孝廉。民国二十九年(1940)3月,协助王连成在巩家湾组建商县县委,德胜任组织部长。6月处死龙驹寨保安队长冯麟生后,又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在中共陕西省委保卫队任政治教员。一年后与王连成回商,开展革命斗争。由于叛徒告密,他与王连成同时于蔡川被捕。
在商县狱中,他曾协助王连成组织越狱,因叛徒告密而未果。民国三十二年(1943)6月26日,德胜和连成被国民党顽固派以“土匪”罪,枪杀于商县西城外。为了信仰,他24岁即血花飞溅,舍身死节。遗体安葬于商洛地区烈士陵园。
张德盛(1915～1946)
乳名丁盛,茶房竹园村人,家贫无力上学,随父放牛耕田。红二十五军长征过境后,往日安常守分的德盛渐萌旋乾转坤之念,遂参加地方武装常备队。一次,应表兄雷振杰相邀,以蒋军“别动队”散兵手中夺得机枪一挺、手枪两支,锋芒初露。
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被暗杀后,国民党商棣镇常备队长谢孝廉又要对雷振杰、巩德芳、薛兴军等共产党员下毒手。雷振杰主持制定处死谢孝廉方案,决定由素称“神枪”的德盛执行。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卖掉一亩红薯地,采取“剥蒜皮”办法,请谢的护兵抽烟、喝酒、吒热豆腐,逐个分化。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4日,德盛用“四大件”驳壳枪,于茶房孙家塬队部,在巩全林、周宝娃配合下,击毙正在打电话的谢孝廉。民国二十九年(1940),德盛在边区照金大崖子经吴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攻打耀县小桥、旬邑县马栏等著名战斗,在老爷岭伏击战中亲手活捉敌副营长郭恭,受到部队嘉奖。翌年,调中共关中地委,负责联络科。他每年都要突破道道关卡回商洛两三次,为地下党、游击队传送重要信件,接送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及其家属。
民国三十五年(1946),李先念率部进入商洛,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德盛被任命为蓝洛支队副支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与支队长陈德志配合默契,屡建战功。9月7日第二十二支队进入阎山时,与敌遭遇。德盛立即率第二大队抢占制高点,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俘敌5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百余支,我方伤4人。9月8日,德盛为先锋,夜袭霸龙庙,缴获敌人机枪12挺、步枪200余支,子弹万发,俘敌百人。受到中共中央军委通电嘉奖。29日,德盛又率部在游击队配合下,于蓝田县张家坪截击敌汽车队,缴获棉衣2000余件。次日,敌团很快前来报复,德盛率一个连直掏敌人心脏,击毙敌团长。在黑夜混乱中,敌前后队自相射击,死伤数百。22日,第二十二支队攻打华县高塘,德盛亲率5名战士,用包谷秆烧开城门,为部队打开通道。当晚12时该支队从高塘出发,经一夜急行军到花园岭再次与敌接火,德盛带领一个排正面冲锋,双方相持不下,敌敢死队光着身子扑来。德盛沉着应战,掩护战士撤退。他腹部中弹,仍带重伤用机枪扫射,终将敌压下去,他因流血过多,捐躯沙场。
临终前,别无长物的德盛用颤抖的双手从头下取出一双用布做成的凉鞋,交给守在他身边的警卫员巩正运,断断续续说道:“这双鞋是汪锋同志送给我的,我揣在身上跑了几千里……留给你吧。当兵的死在战场最好。”解放后,遗体安葬于故乡。
张孝仓(1874～1946)
乳名金来,留仙坪王沟人,曾礼佛念经看风水,任当地慈善会会首。后在本村创办私塾,教书育人。素以扶急持倾、排患释难,为乡里称颂。民国二十八年(1939)冬,巩德芳、薛兴军率游击队来留仙坪,结识了这位年逾花甲、古道热肠的开明人士,引他走上革命道路,将他家做为游击队在北山的一个据点。为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党组织派他打进国民党地方组织,任第七保副保长。从此,这个保成为“白皮红瓤”的基层政权,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
民国三十年(1941)端阳节,游击队“虎将”蔡兴运只身来到留仙坪侦察敌情,不幸被国民党驻军抓住,押在保公所,孝仓得知,挺身而出,助蔡化险为夷。翌年游击队员赵万(被国民党军割掉耳朵)被抬到他家,疗养达两个月之久;游击队员陈宽正腋窝中弹,亦送他家,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康复归队。民国三十五年(1946)8月,李先念司令员中原突围来到商洛,在他家安全度过七日七夜,并在他家场院开过一次军、地干部大会。
中原部队从当地撤离后,敌人得知他与游击队过从甚密,特别是在他家掩护过李先念,便逼他交出所藏物品和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名单。敌人软硬兼施,孝仓只字不吐。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26日,被枪杀于小东沟口。次日敌人又来到他家踩死他1岁多的孙子,并把他家洗劫一空。
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在《坚持战略要地》一文中写到:“留仙坪张孝仓家,是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师后指挥战斗的地方,我也常住他家,敌人恨之入骨。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中,边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烈士的鲜血洒遍秦岭南北、丹江上下。”
陈兆绪(1861～1946)
字玉锋,人称陈八先生。世居老君河畔之陈家村,清光绪秀才。宣统二年(1910),为倡修龙驹寨河堤卖尽祖业。河堤尚未竣工,被一场大水冲光。生计无度,遂肩挑两女携妻逃荒山外,在西安满城看管桑园,为人洗衣。尽管日月艰窘,仍供女儿珍玉、宝玉上学。后珍玉(陈建晨)从日本学成归国,历7所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
陈八先生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西安逝世,终年85岁。
王维乾(1890～ )
字建三,小名三明,光绪十六年(1890)农历八月十日出生于商洛镇显神庙一个农民家庭。卒业于陕西省立高等学堂。民国初年参加国民革命军,曾先后任副官、军需、警备队长、少将粮秣总监。民国十九年(1930)回乡。
维乾任开封警备队长时,部下误打张群(河南省警察厅长、后为行政院长),军法处判他死罪,被他驳倒而幸免。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回乡,曾以维乾任联保主任的商棣联保为掩护,动员千人到龙驹寨请愿,要回被缴的数百支步枪,使当地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维乾热心办学,民国三十四年(1945),任商棣镇第二中心国民小学理事长,曾多方设法,动员捐资,使该校略具规模。
汪文会(1901～1947)
字酉山,号商山野道,寺坪乡胡岭沟人。卒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历任教职。民国二十五年(1931)龙驹寨县佐裁撤,文会曾与郭文玉等撰写设立丹惠县《建议书》。汪精卫卖国投敌,他赋诗抒怀:“夜闻樵楼更声响,辗转反侧待天光。我今四海云游遍,每到人前愧姓汪”。目击时艰,痛国沉沦,他毅然弃教从政,寻求救国之道,曾任白水县县长等,后因抨击时政被通缉。流浪多年后,复弃政从教。民国三十三年(1944)春,自西安敬业中学回商县中学任教,并被寺坪乡选为县参议员。其时适逢复丈土地,主管官员、复丈员借此敲诈勒索,汪十分愤慨,以参议员身份向县政府及专员公署控告。同时,以笔作枪,连续在《四区民报》上发表《哭五更》、《仿陋室铭》等以鞭笞邪恶,《仿陋室铭》曰:“官不在高,手辣就行,脸不在白,皮厚就成……”由是更以文思机敏,运斤成风,蜚声乡里。县田粮处长王子绍贪污粮8000多石,他与陈槐堂、周乐天等联名向中央政府控告。素以笔舌威势,扶正瘅恶。
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夏,文会不幸病逝,商县参议会曾在县城十字口操场召开追悼会,其挽联曰:“敢说敢做,廿三乡中如君无俩;敢怒敢骂,六百里内看谁成双。”“戆直出自天性,不为势屈,不为利诱,见得出,说得出,真不愧人民代表;劳怨置诸意外,任他毁来,任他谤去,笔如枪,文如剑,实在是我辈先导。”
巩德芳(1909～1947)
乳名三勋,茶房巩家湾人,肄业于两岭村朝阳乐育小学,素怀捍卫桑梓、拯民水火之抱负。欲补天浴日,须长缨在手,为抓枪德芳加入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任商棣仙常备队副队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4月,由王连成、巩德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当茶房、商镇、龙驹寨一带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王柏栋被敌暗杀,地下党处境险恶。根据中共商洛工委指示,德芳和薛兴军一起,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4日,处决了顽固反共的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队长谢孝廉,组成了商洛第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武装。
打死谢孝廉后,商县龙驹寨保安独立中队队长冯麟生指派商棣仙联保副主任李镜蟾登门游说德芳未逞,继而密谋在老君乡乡长张仰之家摆“鸿门宴”,企图加害德芳。为表明抗日诚意,德芳冒险前去,机智冲出。民国二十九年(1940)6月23日,在中共商县县委领导下,德芳和薛兴军率部在四方岭设伏击毙保安队长冯麟生。相继剪除谢孝廉、冯麟生,革命声势大振。国民党正规军前来“围剿”,为避开敌锋,德芳等奉命回陕甘宁边区整训。其时,上级拨5万元边币、5石小米,由王杰、德芳、薛兴军领导在马栏创办“德记骡马店”,组织商洛来的同志整风学习、生产、战斗,接纳和派遣往返商洛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经过“德记店”和其后教导团的培训,为商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抗战胜利后,他被省委派回商洛。整顿加强了先期回商的蔡(兴运)、田(申荣)游击队,争取了竹林关、龙山一带张奎、谭道鹏两支地方武装,使革命队伍达800多人。德芳任中共商洛工委委员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总指挥。游击区扩大到北起商洛边界秦岭,南至山阳县赵川、龙山,东至豫陕交界,西至商县麻街。民国三十五年(1946),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主力突围来到商洛。7月1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亲拟电文,指出“我党游击武装巩德芳部活动于西荆公路南北”,“你们应和巩部联络”,“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8月2日,李先念与巩德芳在留仙坪转磨沟口相见,3日在留仙坪召开两军会师的首次干部联席会,组建二分区,德芳任司令员。9月24日,李先念、汪锋主持,在大峪丰地沟成立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和军区,在筹建工作中德芳和游击队作出了巨大努力。军区成立后,电掣风驰,摧坚陷阵,开辟了西至长安子午镇,南至湖北两郧,北至秦岭,东至河南卢氏、淅川的豫鄂陕根据地。即毛泽东同志在《三个月总结》一文所说的陕南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进攻延安的敌军,为支持我军在华北、华东等战场取得胜利,为翌年的大反攻赢得了时间。当时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因病不能随军行动。德芳即组织群众和部队严密保护,使几位领导同志在商洛安全度过3个多月并顺利返抵延安。
年底,国民党纠集9个正规旅和12个保安团“围剿”陕南根据地,形势空前严峻,而德芳却能以恢廓气度,顾全大局,无私地把所部千余人与中原部队合编,北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他身边只留数十名战士,在西荆公路和边远山区神出鬼没地牵制敌人。白昼活动于长林丰篙,饭糗茹草;夜晚因树为屋,席地幕天。在艰苦的游击战中,德芳积劳成疾,但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坚信“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胜利一定要来到”,“商洛一定要红起来”。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23日,德芳溘然长逝,享年38岁。
德芳病故后,国民党地方头目将他尸体挖出,割下头颅,邀功请赏,悬挂于商县城门示众。干部战士及乡里多闻者沾襟,失声号恸。解放后,烈士遗骨迁葬于金凤山商洛地区革命烈士陵园。有联曰:头经白刃价更贵;身葬金凤骨尤香。残暴的敌人,又先后枪杀了德芳的父亲巩怀让、妻子张菊娃、胞弟巩德胜、伯父巩怀富、堂兄巩德彦,8岁女儿珰娃藏在竹筐下才幸免遇难。
1983年8月10日,国家主席李先念撰文《纪念巩德芳同志》,指出“巩德芳同志是陕南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给我们转战到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亦敬题挽诗(见《艺文志》),并在《坚持战略要地》一文中,高度评价德芳的冰魂玉魄,刚风劲节。赞扬“德芳同志早在抗日烽火中就为党拉起武装,在中原部队突围进陕南的紧要关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重托,接应中原部队,以自己的人和地利为突围部队找粮吃、衣穿、看护伤员,使其得到养息,无私地把部队交与中原军区合编。正规军、游击队团结战斗,共同创建了根据地。他还亲自安排掩护中原局领导同志,使他们身居虎口而无危险,并最终胜利返回延安。他是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南游击队的杰出代表。为了革命他全家六口人均被杀害,可称是满门忠烈”。
刘丹东(1919～1947)
乳名克恭,学名焕彩,化名宝云,龙驹寨刘家河东塬人。出身书香之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就读商县师范,主办《青年学生专刊》,发表激昂慷慨的抗日文章,并以同乡会名义掀起学潮,赶走镇压学生抗日活动的校长刘壮武和军训教官袁澄之。寒假期间,又组成东乡抗日宣讲团,在商县城、沙河子、夜村、棣花、商镇、龙驹寨等沿途城镇以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演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中国不会亡》、《高粱叶子青又青》。“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号召抗日,9月,他在商县中学和商州简易师范组织刘福伟、屈必达、王新亚、刘焕堂、叶方域、郭建都等“八健儿”报名奔赴抗日前线,一时轰动商县山城。
同年12月经王柏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刘丹东。旋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民国二十九年(1940)3月,王连成组建中共商县县委,丹东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宣传。6月,参加惩办顽固反共分子冯麟生的战斗。豫鄂陕边区成立,丹东被任命为中共商洛县委书记和第二十三支队政委。
中原主力部队过黄河,丹东在巩德芳的领导下,带领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坚持原地斗争,牵制敌人大批兵力。由于敌人移民并村,烧杀虏掠,丹东、王庆华、张东等二十多名游击队骨干昼伏夜出于荆天棘地,飘徙流转于崇岭深谷,以脸盆煮野菜,用漆籽饼充饥。其时丹东曾接到表兄国大代表贺经武及第四区专员公署的劝降书,许以高官,他义正词严地对捎信人说:“我家不缺钱财田产,干革命为拯民水火,解民倒悬,合乎天心,顺乎民意。他们只有向共产党投降,才识时务”。
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2日,二分区副司令员薛兴军从豫西归来,与丹东、杜景等率领游击队会合于涌峪白家庄大磨子沟。未等吃饭,200多名敌人即从两边山头包围下来,丹东当时虽腹部长有恶疮,仍忍痛冲锋,控制制高点。当他再次冲向另一山头时不幸中弹牺牲,碧血长埋,彪炳千古。时年28岁,葬于故乡刘家塬。
刘麟超(1887～1947)
字趾垣,号柳溪,龙驹寨街人,肄业于西北大学。先后在平浪宫、紫阳宫、朝阳乐育小学任教。刘虽攻中文,然醉心丹青,对“扬州八怪”、“八大山人”、石涛的画谱尤为喜爱。他广采博览,从诗文、书艺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的画风。他所画竹、兰、菊、梅淡雅清妙、婀娜多姿,所画山水险峻挺拔、变幻万千,尤工水牛。一生作品半数以水牛为题材,有《河湾戏水图》、《骑牛观月》、《耕作图》、《二牛相斗图》、《林荫小憩图》、《牧归》、《牧笛》等,形神毕肖,栩栩如生。他用笔古朴,技巧娴熟。在作品背景处理上,多以河湾、林荫、池塘、茅舍、草地为衬托,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读来使人如履诗画之中。他兼治印章,多以牛为题,如“孺子牛”、“牛奴”、“牛仆”等,其印与画相映成趣。其孙伯华,曾孙凤皋、凤林皆习书画,乡里以“丹青世家”相称。
肖觉春
人多称肖和尚,俗名肖海峰,龙驹寨船帮会馆僧人(祖籍、生卒年月不详)。自幼好学,酷爱丹青,出家后勤习不辍。所画葡萄,以假乱真,曾传为鼠所误食。由于龙驹寨豳产葡萄酒,好肖之葡萄画者尤殷。行商坐贾,达官显贵常慕名登门求画。其时与刘趾垣的水牛并称龙驹寨“双绝”。一大户新居落成,礼请肖为其彩绘客屋顶棚。每日以上等酒饭供应,然一连六日未见挥毫。主人疑其艺而屡催,总答“待笔性发作”。直到第七天将暮,始着小徒泡好浓茶,从伙房讨来锅刷,以脸盆盛墨。但见他腾跳挥洒,壶茶未冷,一架葡萄跃然纸上。当主人进屋验看时,一足刚入门槛,便以手加额。询其故,主人回答:“眼见一串葡萄将碰头。”
姚正(1868～1948)
龙驹寨小街村人,自幼喜刀矛、广结交,清光绪时为当地“三合会”总首领,势雄力强。清宣统三年(1911)古历九月初一日,西安“反正”。推翻满清统治的消息传来,姚正即召集夏鸣岗、董全生、李兴顺、刘银汉等“三合会”首领,共商当地起义大事。请来铁匠赶制页子(大刀)、长矛。集中300多名头缠“鹞子扑崖”式黑巾,足登麻鞋,腿裹缠子的“三合会员”,于花庙操练。起义前夕,通知寨民凡门首高挂“秦陇复汉军”白旗者,均表“反正”,给予保护。九月十三日,按照事先密商的方案,攻入龙驹寨分州衙门,迫令州同交出大印,并分别接管巡警总局、邮政局、厘金局等清政府官办机构。在“三合会”的管理下,市民不惊,各安其业。自此在龙驹寨推翻了数千年之封建统治。同年十一月,辛亥革命后的陕西军政府派员来寨慰劳反正有功人员,接管政权,姚正亦自此解甲归田。他急公好义,喜为人排忧解难,深得里人拥戴。所领龙驹寨“善庆汉剧班”,为广结各路英豪提供了有利条件,年80而终。
周乐天(1905～1948)
商山王村人,出生农家,少年即因文行俱优,得天主教会资助而上中学、大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乐天从辅仁大学毕业,欣然返陕教书育人,曾任西安玫瑰女子中学、省立一中、汉中师范及商县中学教师、训育主任、教务主任。他耿介拨俗,以涤垢荡瑕为己任且矢志不渝。商洛最大贪污犯、商县田粮处长王某,民国三十五年(1946)贪污粮食8796.67石。当时膺职商县参议会副议长的乐天得知后,无比义愤,与议长陈步云联袂,奋起检举。曾联络商县中正中学校长吉午中、《四区民报》社长葛维俊等,发动省立商中、中正中学、商县中学等数千师生,到陕西省第四区专员公署“跪哭请愿”。《西京日报》、《大公报》曾连续报导,轰动一时。乐天为揭发此案,数年间外与贪官污吏斗争,内与土豪劣绅周旋,因此贪官劣绅对他恨之入骨,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威胁利诱,均未使他动摇。王某终以贪污罪判刑,赔退赃物。
乐天由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6月13日病逝,商县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8月20日《四区民报》以《悼念周乐天先生》为题,发表社论。称周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当其灵柩回故里时,商县各界三千余人护送至东龙山,龙驹、商镇一带各界人士奉接至其故里。全县百姓感念他检举贪污积劳成疾,且身后萧条,家用艰窘,特慷慨义捐,安抚遗属。
彭勃(1919～1949)
乳名科,曾用名刘景禹、刘重更、彭学先。民国二十二年(1933)毕业于两岭村朝阳乐育高等小学,翌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后被分配重庆宪兵第3团第9连任警务文书。目睹国民党残害人民,他决心弃暗投明,与庄锋等5人自重庆逃往贵州独山,拟辗转陕北,但因通信失密被抓,两名同伴在贵阳被杀。彭勃、庄锋等被押往法场陪桩,后越狱逃回家乡,在两岭小学教书。
民国二十九年(1940)4月,在本村经周宝航、巩德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因控告校长李如均遭追捕外逃,化名考入陕西电政管理局技工训练班,后在西安从事邮电工作,其住处成为中共地下党联络站。王克发叛变,地下党暴露,他不得不去边区,临行前给继续隐蔽的石福祥赠诗一首:“大街惆怅饮沙尘,时刻注意犬逼身。与敌血战待时机,长期隐蔽要耐心。”他在边区柳林小学教书时,因没有党组织介绍信,被关押8个月。但他宠辱不惊,接受审查,后经汪锋、巩德芳证明获释,分配省委教导团任管理员,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又重新入党。6月,由中共陕西省委派回商洛,任游击大队政委。9月,成立豫鄂陕边区,彭勃为商县县长。翌年元月,主力北渡黄河,勃随巩德芳率领游击队由河南省兰草镇向陕西洛南边打边进,掩护主力转移。到留仙坪游击队被打散,勃出山隐蔽。9月再回商洛,受命组建陕东南人民武装解放委员会,以联络各地游击队。26日,彭勃、蔡兴运带领游击队在留仙坪界牌活动,与主力便衣侦察误会,发生枪战,彭勃左胯负重伤,右手食指、中指被打断,经送往山西阳城在三十八军留守处医院养伤。次年4月,留守处转移到河南鲁山,汪锋召见彭勃,任命为山阳副县长,经常活动于中村、银花、大峪一带,很快建成200多人的山阳独立营。
民国三十八年(1?49)2月13日,彭勃在银花听说:“寺坪乡公所的人在叶家湾抢人。”急忙提枪赶往现场,刚翻过银花垭,突然冷枪打来,不幸牺牲。遗体安葬于故乡四方岭。
陈坤(1918～1949)
又名兆齐,龙驹寨城西傅家塬人。自幼铭记“位卑未敢忘报国”之师训,红军长征经过龙驹寨,陈坤即报名参加红军。然当红军开拔时,被瘸父拽回。民国二十六年(1937)入龙驹寨第二高等小学就读。其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国二十八年(1939)9月,陈坤奉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在国民党龙驹寨区党部门首开办“三青团文化服务社”,实系中共地下党之耳目。
李先念部离境,为保存和积畜革命力量,党组织安排陈坤打入保安团,做敌团长白青云“义子”,任白的警卫班长。对此,一些不知情的党内外同志多对坤嗤之以鼻,他忍辱负重,广结“金兰”,组织起40多人的“弟兄会”,以后绝大部分相继反正,成为游击队骨干。他又利用合法身份,多次为游击队取得重要情报。民国三十七年(1948),白青云组建机炮连,坤巧妙取得连长职务。8月,游击队急需武器弹药,他即派地下党员赵增治将700发子弹,辗转送给游击队。旋又策动三连一班班长周作成率全班13人,机枪1挺、长短枪7支奔游击队。
次年机炮连达90人,步枪50多支,轻重机枪6挺、八二炮2门。坤见起义时机成熟,遂将起义联络信号、时间、地点等汇报地下党,要求游击队配合接应,岂料这封密信于途中被敌截获,坤身份暴露被捕,在敌人诱骗和严刑面前,宁死不屈。1949年2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于龙驹寨,以他的一腔热血,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的光辉形象。
刘长忠
原籍商南县梁家湾人。历任竹林关常备队长、长岗乡乡长。长期把持竹林关军政大权,曾集股办合作社、印制纸币(票面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流通市场。所部名为“保境安民”,暗里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棣花乡乡长改任商县保警队队长,旋升专署龙驹寨办事处主任、龙驹寨自卫团团长,1949年任陕西省保安十二团团长。遂更恃权恣横,与白青云等沆瀣一气,烧杀虏掠,残害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及其家属多人。商洛解放,刘潜逃中被抓获枪决。
贺振伦(1902～1951)
字经武,龙驹寨贺家村人,毕业于陕西中山政治学院,历任西安玫瑰女子中学教员、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委员、陕西省党部委员、淳化县县长、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党务督导员等职,曾以商县国大代表身份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总统选举。解放前夕,任中央新编第五军政工处长。1949年11月,随军在四川省通江起义。1951年镇反时,以历史反革命罪镇压于西安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
陈步云(1880～1952)
字槐堂,笔名书五,老君河东陈村人。16岁中秀才,科试增生,废科举后报考陕西高等学堂,高才捷足,名列榜魁。是时,秘密加入同盟会从事救国活动。省拟免试公费送其赴日留学,将届行期,适父逝世,守丧辍学。
辛亥革命后,应邀为陕西都督府幕僚,后还乡历任商州中学堂教习,商县第一、第二高等小学校长。为振兴桑梓实业,曾与马骧等创办龙驹寨葡萄酒公司。由于与国民二军胡笠僧将军有金兰交,故胡率三秦健儿三十万挥军河南时,步云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谏西十三县税局局长,负责筹饷。脱离军职后,曾任陕南禁烟局长多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继张聚奎任商县县志馆馆长,主持编纂《续修商县志稿》24卷,保存了商县及龙驹寨大批近、现代珍贵史料。之后,蝉联商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其时,省府向商县摊派军粮小麦2万包(每包200斤),然商县农民以粗粮为食,非逢年过节几乎见不到白面,诚无力负担巨额军粮。步云身为议长,抱病亲赴西安,通过族妹陈建晨,斡旋于省府、省党部、省参议会及《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媒体。几经曲折,终免巨额苛派。驻扎商县某师部,欲拆除东龙山双塔修工事,经他奔走幸免。时商县田粮管理处处长王某贪污公粮8796.67石,他义愤填膺,与副议长周乐天联络吉午中、葛维俊等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合力掀起震惊省内外的惩办贪污犯学生运动,终使王伏法。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拟将棣花以东划为匪区,搞成无人地带,经他联络乡里奋力抵制始免。
解放初,商洛专署教育局副局长黄宪之奉命登门敦请其“出山”任职,然因年已古稀未就,后终老故里。
田子瑞
武关城内人。田氏家族始有南北院之分,南院又有东西老院之别,以田子瑞为最著,系清末贡生,地方绅首。全家九口,住房百间,花园数亩,奇花异卉,亭榭乐楼,并建有7间豪华的迎官接照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家中塾师、医生、计室、仆妇、书童、牧童数十人。骡、马、水牛数十(匹)头。总字号兴隆真,商南县、荆紫关、龙驹寨、商州城有其分号,土地分布在寺底铺上下河、后塬及石板沟,年收租五百余石。后因其子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
田申兰
字次青,田子瑞次子,清末秀才,堂号“兴隆甡”。民国时为武关田氏大家之首,长子田锡祖,字兆丰,龙驹寨高等小学毕业生,后带民团,复任武寺铁桃联保主任。次子田锡侯,陕西省立一中毕业,任武关小学校长,解放后任丹凤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三子田锡稔,省立商中毕业任教师。后长子承祧于“兴隆福”。全家十余人,住宅60多间,佣工六七名。年收租达258石,土地分布于武寺铁桃乡及商南县等地。中共地下党员王士哲、杜景、周保航(其婿)等曾隐蔽其家,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解放前夕他家即带头实行“二·五减租”(佃户交租占亩产之25%)。田申兰政治上日渐开明,且因兼通歧黄,乐为乡里诊脉开方而不计酬,遂有“好善”之名。
蔡兴运(1915～1956)
字善杰,茶房西对峪人,童年耕地卖柴,后被常备队拉去当兵。民国二十六年(1937),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回乡开辟工作,兴运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惩办反共顽固分子谢孝廉和冯麟生的战斗。嗣后,在留仙坪化装侦察时被捕,五天五夜受尽拷打,只字未吐,后在张孝仓暗助下,磨断绳索攀树越墙归队。民国三十二年(19:3)春,赴边区马栏“德记骡店”学习,7月经巩德芳、薛兴军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民国三十四年(1945)5月,兴运从边区归来,为组建队伍,与田申荣等九人夜袭桃园敌军械库,夺得步枪12枝,他亲手抢得轻机枪1挺。翌年4月,中共商洛工委和指挥部任命兴运为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队长。6月他在张塬侦察时发现两名敌兵埋头修独轮车,随即跃身夺得两枝步枪。当月下旬某夜,兴运带46名队员从双槽来龙驹寨城隍庙军械库夺出48箱子弹。他命令部队原路返回,自己带一名战士扛1挺机枪将敌人引向相反方向,游击队未伤一人,胜利完成任务。旋又带领第1中队参加上庄坪战斗,由于他及时占领了制高点,迫使企图包围游击队的洛南县王骊仙自卫团仓皇溃逃。7月,兴运在砖磨沟口,发现国民党军转运坠落飞机,立即率人冲出树林狙击,缴获手枪2把,地雷40枚,炸药30多箱。同月,兴运带领三人,在棣花十八碌碡桥从掉队敌兵手中截获机枪1挺,步枪2枝。8月,兴运率七人从灵官庙乡公所夺得短枪5把,步枪2枝。同月,李先念中原突围到商洛,兴运任豫鄂陕军区第二十一支队第一大队队长。9月,兴运率30余人与敌再次激战于灵官庙,毙敌40余人,缴获长、短枪70余枝。由是,兴运被传为来无踪去无影的“飞侠”。11月,汪锋写信要求给军区送250套棉衣。其时敌人限令每人只能买两匹布,否则以通“匪”论处,兴运说:“他限制匹数,没限制人数,咱给他来个呼延庆的兵、杨家的将——男女老少一齐上。”随即由他主要负责动员家乡群众,家家到商镇集上买布匹棉花。游击队战斗到哪里,就在哪里动员群众缝制,终于及时把棉衣送到军区。年底,兴运跟随军区边打边撤,到河南省嵩县潭头村时,汪锋指示薛兴军和兴运带领部队掩护80多名伤员转移,他俩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翌年初,兴运率部从洛南高耀子打到申家沟,遭敌保警大队和两个正规连夹击,危急关头他从战士手中夺过机枪冲上制高点,打得敌人抛尸而逃。以后敌人大搞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兴运将部队化整为零,只身掮一挺机枪,带一枝手枪,栉风沐雨,草衣木食,八天仅吃五顿饭,夜晚岩居穴处,衣不解带,累极时将寸香点着夹在手指缝休息。他为了使敌人知道游击队还在,便打一阵机枪,转移一个地方,与敌人捉迷藏。敌人挖出巩德芳遗体割头领赏,又挖了兴运家祖坟,揭了房瓦,绑走他叔父蔡守高,兴运闻知后说:“这更铁了我的心!”4月底,豫鄂陕军区指示:“迅速组织革命力量,迎接全国大反攻。”兴运立即收集旧部,挖出枪支,迅速组建了蔡(兴运)、田(申荣)游击队。8月曾配合主力打下龙驹寨和商南县城。10月9日,二分区党委在峦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蔡、田游击队扩编为商洛第一武工队,任命兴运为队长,陈效真为政委,田申荣为副队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2月10日,在庵底扫帚沟成立中共商洛县工委,陈效真任书记,李正文为副书记,兴运、田申荣等为委员,这时国民党六十五师大兵压境,而陕南独立团因长途奔袭,亟待休整,分区命令蔡兴运武工队独撑局面。他率队神出鬼没,转战于洛南、商县、商南之间。第一次反“清剿”,于双坑塔、蔡川、栲树岭、青棉沟四战四捷,歼敌150余人。第二次反“清剿”,在皇台、孙家山等地五战歼敌百余人。第三次反“清剿”,在扫帚沟等地七战歼敌百余人。从而创建了东起河南卢氏,西至商县板桥,南至西荆公路,北至洛南,东西长15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建立了6个区政权。
1949年,兴运率领的武工队在商山、高桥各次战斗中屡建奇功,受到嘉奖。5月30日,兴运率领武工队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洛南县,俘敌县长。7月,武工队在保安、两岔河、伍仙镇、石坡一带猛追穷寇,配合二分区主力部队,全歼陕西保安第六旅,击毙副旅长姜炳功,俘敌少将参谋长孙英以下300余人以及大荔专员、各县县长7人。年底,该队改编为陕南军区独立六团,兴运任团长。后历任县武装部长,兵役局长。
由于兴运临战金刚怒目,横枪立马,以威猛慑敌。故敌营流传有“天不怕,地不怕,单怕黑老蔡戳一下”。《中原日报》曾以《陕南蔡兴运游击队》为题,《陕西日报》以《老蔡武工队》为题,系统报导他转战商洛山中的英雄事迹。兴运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56年2月16日病故西安,批准为革命烈士。陕西省军区举行追悼会,杨嘉瑞司令员致悼词,遗体安葬于商洛革命烈士陵园。
张德祥
商洛镇街商人,人称张老四。辛亥革命参加哥老会,以济困扶危、排难解纷为人称 许。巩德芳举旗革命,地下党员彭水牛即在其山货行当店员,山货行成为游击队交通站。
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龙驹寨警察局逮铺了中共党员巩德芳的父亲巩怀让,威逼其劝子投诚。张邀王建三等乡绅身携贿金、保状,几经周折,将其保释。李先念入商洛,将届隆冬缺衣少药,张带头献棉布五大卷,并代购过不少军需用品。李先念部走后,当地革命处于低潮,张仍然穿梭于红白各色人物之中,探消息,筹粮款,支持游击队,后因病逝世。
郭文玉(1902～1958)
龙驹寨人,投考渭北师范名列榜首,后在第二集团军第十四路军参加北伐。“四 ·一二”后回乡,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与李忠宇、王德忠创办光华小学及龙驹寨一、二、三部小学。民国十九年(1930),代表龙驹寨参加商县县政府会议,县长于海沧给龙驹寨增加派款基数,他据理力驳,并同代区长贺子冉向省政府控告其胡摊乱派等劣迹,该县长不久被撤。民国二十四年(1935),龙驹寨警察局长郭涵晨贪污受贿,民怨沸腾,他又挺身而出具名控告,曾面谒省主席杨虎城,终撤销警察局长之职。龙驹寨县佐裁撤后,里人要求建县声浪日高,文玉与汪文会等撰写设立丹惠县《建议书》并四处奔走呼号,为其后建立设治局之先声。目睹当地学生购书困难,他即与王敷之、屈蔚生等集资创办“商山书社”,是为龙驹寨书店之始。文玉曾与王柏栋有所接触,且反对给冯麟生治丧,遂以“通匪”等罪于西安被捕。在狱中死而复生3次,后为马骧、陈建晨等营救,被关押长达6年3月有余。
解放后,文玉因众望攸归被邀请为丹凤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在“镇反”和“土改”时任人民法庭陪审员。后又创办龙驹民办中学,任理事,为桑梓育才竭心尽意。系丹凤县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丹凤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于1958年作古。
巩宗姬(1877～1959)
棣花街人,毕业于清末警官学校,联保初建,出任主任,后厌政治污浊,辞职躬耕。为振兴桑梓,倡筑棣花河堤,增加水田300余亩,得省府“有功地方”褒语,百姓感戴赠“公正勤劳”巨匾。巩德芳闹革命时,他年逾花甲,仍不辞辛劳冒险进山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支持游击队。一次,上级安排地下工作者王子平来商洛养病隐蔽,德芳即以此任委他。他巧妙地将王接到家中,精心照顾,延医治疗,安全送回。解放后,以民主人士身份积极参政,年愈八十而终。
马骧(1886～1964)
字彦翀,出生于龙驹寨一家炮铺。光绪三十年(1904),入陕西高等学堂读书,曾任学生会代表,积极参加保护西潼路权和延长油矿斗争。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井勿幕、李天佐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宣统二年(1910)在西安健本学堂任教,为扩大宣传国民革命、聚集反清力量而四处奔走,曾返里组建同盟会商州分会。辛亥革命前夕,与三原胡鹤汀赴日本向同盟会总部联系手枪、子弹等事宜,并在西安创办三秦公学。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民国二年(1913)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马骧为众议院议员。翌年元月,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他东渡日本面谒孙中山,被委陕西招讨副使并密授机宜。民国六年(1917),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骧任大元帅府参军。民国十一年(1922),直奉战争结束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骧任众议院全院委员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张自忠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骧任省政府秘书长。翌年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骧复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后代理市长。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攻占北平,骧曾苦志酸心与河北省保安司令李文田联名发出抗日通电,下令反攻,以解北平之围,因援军不继,孤木难支而撤退。后返陕任西安红十字会会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龙驹寨“黑煞道”(为汉奸利用)作乱,他受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之托,回乡安抚。思致乱之由,痛感乡人既贫且愚,即慷慨解囊,捐祖业水田15亩、旱田70多亩,命其三子马可民回乡创办私立仁义小学。民国三十一年(1942),又捐款兴建私立凤麓中学。在两校中马氏父子聘用进步人士任教,传播先进思想,保护进步师生,为桑梓造就一批有用之材。
解放后,骧历任西安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1964年8月12日在西安病逝。1986年10月18日,桑梓人民在丹凤中学校园为其树纪念碑。
罗万钟(1883～1964)
乳名罗安娃,住河南乡罗家村,人称罗画匠。他15岁开始学画、习塑,3年出师,代表作有《福禄寿》、《黄河阵》、《收三肖》、《赵黑虎下山》、《文王祈雨》等。龙驹寨城隍庙、东西火神庙、河南乡老龙庙塑像和壁画多出其手,并行艺于渭北、铜、朝等地。其长子随父学艺,将出师被国民党拉丁死于非命,因而技艺失传。
王占甲(1884～1967)
大峪乡王河爬村人,7岁随父、伯学画,15岁出师,先后在大峪沟垴、五花山、山阳天桥山等庙绘画、塑像。后又至华阴、华山、木王山等地行艺。
1962年,被接至西安八仙庵作画近一年。年逾八十而终。
冯子卿(～1968)
字升云,龙驹寨街人。民国十六年(1927)赴苏联国立战斗大学留学,卒业任驻苏使馆武官。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第二处处长(主管西北五省特务机构),后任陕西省防空司令,授少将衔。民国二十七年(1938),支持其弟冯麟生在龙驹寨兴办民团。1949年,家人先行赴台,冯因兵临城下,未能登机而滞留大陆。1968年2月,故于龙驹寨街。1980年6月,冯妻杨兰英及子冯飞自美国回乡探亲扫墓。
李朝良(1906～1969)
武关南坪人,家道贫寒,担挑为生,后又自卖壮丁,借以养亲。解放初任互助组组长,上级号召开荒地,他不仅垦荒种粮,又认准发展木本粮油为致富山乡之大计,在当地首次栽种成片核桃林,1956年建成全县第一个专业林场。由于他刻苦从事林业科学研究,改核桃树历来自然生、自然长、自然结果陋习,开当地核桃树剪枝、防虫、施肥、灌水、松土之先例,成为丹凤县科学务林之肇始者。在“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运动中带了好头。遂被聘为陕西省农民林业科学研究员。1958年进京开会,周总理接见并授予奖状,同年16省(市)在武关林场召开核桃现场会议并树碑纪念。1969年3月病故。
刘筱斋(1893～1969)
乳名焕堂,龙驹寨西刘家河人。父清源清末秀才、崇正书院教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民国十一年(1922)毕业于西北大学,素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遂在龙驹寨高等小学任教。由于受“五四”运动新文化之影响,力主革新教育,但为当地旧绅非议。为此,他愤然辞职,转入周芝祯在两岭村创办的朝阳乐育高等小学任教。其时,该校管理忙于筹款建校,教务委于筱斋一身。然他不辞辛劳,夙夜匪懈,勤于工作,以品端学粹深得师生拥戴。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回乡,以乐育高小为中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筱斋首应,全力支持,亲自排练《岳母刺字》、《张三熬活》、《游击战术》等文艺节目,走村串乡宣传抗日。受其熏陶,投身革命去陕北者即有十多人。此举引起军政头目注视,斥责该校“日趋赤化,不教学问只讲共产”。筱斋为用事实回答当局,遂利用假期为学生补习语、数。专署两次举办小学学生成绩比赛,该校皆荣获第一名。筱斋博览群书,语、数、史、地、英语皆精。且教学得法,闻名遐迩,故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受聘于凤麓中学,民国三十七年(1948)受聘于商县中学,筱斋教书数十年,桃李满墙,清风盈袖。解放后曾任商县、丹凤人民代表,1969年10月与世长辞,享年76岁。
田锡侯(1913～1969)
乳名述祖,又名富民,武关街人,卒业于陕西省立一中。旋入其父好友宋天才(江西人)师长所办之军官学校,毕业后任中尉连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返乡任武寺乡训练国民兵教练,结识共产党员周宝航、杜景、王士哲,并聘此3人亦为该乡国民兵教练,受训者500多人,大多初步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民国三十一年(1942),被委为武关小学校长,经他多方营谋,使田姓族人献出祠庙裸石作为校产,将初小升级为高小。民国三十四年(1945),被选为武寺乡县参议员,曾与乡民代表王殿林一起审核乡公所帐目,弹劾聚众赌博、吸食大烟、屡卖壮丁的污吏。特别是他家系武关首户而能带头实行“二五减租”,《四区民报》曾载文称颂。
1949年,国民党失败前夕,商县县政府命令武寺乡乡长田绶廷、警察所长田爵录、自卫队长田锡珍率部到商县受编,锡侯极力劝阻,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协助劝降,终使武寺乡公所所有乡保人员全部起义。他虽出身富家,但能澡身浴德,砥行立名,故于1951年3月被选为丹凤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陕西省各代会代表,后历任丹凤县文教科科长,竹林关中学、商镇中学校长等职。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后平反昭雪。
周全治(1948～1969)
商镇周家村人,1968年4月入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器材股保管员。1969年8月16日,山西某国防施工工地上4个民工驾驶的平板车突然失控,车上载有60吨施工器材,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沿斜坡滑下,专线坡度大,弯道多,眼看要车毁人亡,两旁还有几百民工,当时在现场的周全治一个箭步跳上车,手握闸盘,用力试图转动。在板车继续失控的危急关头,他指挥车上4个民工跳车,又不住向专线两旁的人群大喊:“有危险,快闪开!……不要管我!”平板车越来越快,时速达120公里,终于和专线旁一台拖有两节车厢的机车相撞。21岁的全治像雷锋一样无私地献出了他宝贵生命,以冰魂雪魄名留青史,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记一等功。
李玉海
商洛镇金盆村人,一生务农经商,然热心办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提高玄权的声浪中玉海于本村菩萨庙创办玫瑰女子学校。民国三十一年(1942)为让刘家塬、金盆、老君殿、淡家寨等村更多的孩子读书并遗惠后代,他慷慨捐资,以祖业田兑换刘家塬3亩旱平地,扩建校舍13间,创办私立玉兴初级小学。该校桌凳、设施及延师费用尽出其家。抗美援朝期间,又捐献汽车一辆,以爱国义行为乡里称颂。“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自西安遣回原籍,享年70而终。
王庆华(1909～1978)
龙驹寨古城村人,曾在石振邦民团当兵,后任文书,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民国二十七年(1938)2月,石振邦被枪杀,庆华受党指示在龙驹寨以经商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是年5月,由王柏栋、周宝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陕甘宁边区学习。中共商县县委成立,庆华系县委成员,主管军事。
民国三十五年(1946)8月,他担任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翌年元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根据地的艰苦日子里,他和刘丹东等20多名游击队员,转战于南、北二山,坚持战斗。10月,庆华升任刘岭武工队政委。先后参加解放龙驹寨、商县、山阳县的战斗。
1949年6月1日,成立丹凤县人民民主政府,庆华为第一任副县长(县长缺)。之后,历任商洛专员公署工商科科长、中共山阳县委书记、中共商洛地委统战部部长。1955年8月到1957年10月,赴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结业后任商洛专员公署副专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为加强商洛山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恢复工作,始终保持发扬党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的传统,为探索农业生产规律,长期在商县牛家斜蹲点,直到辞世的当天下午,还同商县城郊牛家斜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多种经营生产。《陕西日报》曾以“退休不褪色,继续干革命”为题报导他的事迹。
刘锡有(1925～1981)
乳名庆,月日乡马炉村人,历任互助组组长、农业合作社主任、中共马炉大队支书、中共丹凤县委常委、丹凤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任,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
刘锡有变工队,是丹凤县第一个变工队。起初,变工队没镢头。他带领大家到百多里的赵川背铁砂,打了12把镢头。被称为“12把镢头起家”。此后艰苦创业30多年,永葆劳动者本色。由初级社主任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始终坚持出门身带“三件宝”(劳动工具、米面袋、学习材料),坚持“五鬼”(懒、馋、占、贪、变)不缠身。
为使马炉人民摆脱贫困,他带领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发展农副业生产,用虎牙镢抡锤打眼,筑起千余亩连片石坎梯田和沟台地,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马炉人的吃粮问题。山萸“鸟儿不吃不出苗”,锡有便按这个道理,试用畜粪浸种,终于育苗成功,为广种山萸树起了带头示范作用。成为全县山萸基地的马炉,山萸多达22万株,10年后逐渐进入盛果期,被誉为“绿色银行”。八十年代马炉有64户靠山萸致富的万元户,占全村总户的31.37%。由村民集资接通了电,建起电视插转台,80%的户有电视机,使“叫花子也不来”的穷山沟发生巨变。
他所领导的马炉曾被评为西北四十面红旗单位之一,并荣获国务院奖状。他个人亦被授予省级劳动模范。著名诗人魏钢焰的报告文学集《宝地·宝人·宝事》一书中有《旗手刘锡有》一文;《人民日报》以《愚公赞》为题报导了他的先进事迹。因积劳成疾,锡有于1981年6月14日病逝丹凤医院,葬于马莲台祖茔。
许佐善(1903～1981)
棣花许家沟人。佐善兄弟4人幼均随父许登镐习医,唯佐善深得其术,医德昭著,有乡井之誉。
民国二十八年(1939)后,当地国共拉锯,由于佐善为人笃诚,中共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即将当时在商棣镇公所从事文案的韩述绩介绍给他。自此,他常以看病为由到镇公所取情报、换路条。后巩德芳又将田榜林、许立虎安插到九保当保丁。田、许便利用合法身份将佐善收集的情报进山送给游击队。民国三十六年(1947),巩德芳司令积劳成疾,曾在他家地窖隐蔽诊疗,他不离左右,亲调汤药。是年3月23日,德芳病故,佐善冒险安葬。此后,一位游击队员在他家养伤,国民党军队狙至,千钧一发之际,他镇定自如,让女儿抱着外孙坐在伤员床前,冒充伤员是“娃他大”,骗走敌人。事后,敌军发现上当,将他抓进镇公所拷问。他面对镇长(地下党叛徒)说:“咱俩谁是共产党的人,你心里有数。”一句话道破镇长的隐秘,镇长忙改换笑脸,拍着他的肩说:“爷,这是场误会。”随即作保放他回家。
解放后,1952年他膺职丹凤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8年,经吕成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任商洛专署卫生局副局长、丹凤县副县长、丹凤县卫生院院长等职。他年高德劭,喜为人排难解忧,公务之暇常为求医者诊病解痛。年届耄耋而终,葬于祖茔。
王维绩
商镇显神庙人,民国十九年(7930)毕业于苏联国立陆军军官学校骑科。回国后为国民党将军,参加过抗日战争。打倒“四人帮”后,作为获释战犯安置回乡,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年八十而终。
陈建晨(1906～1989)
女,生于老君河畔陈家村。后随父兆绪(秀才)居西安,民国十二年(1923)入北京商业补习学校,毕业后任北京女子储蓄银行储蓄部主任。民国十五年(1926)经杨明轩介绍加入国民党,旋任陕西省党部委员。此时结识了国民党左派人士于振瀛,缔为伉俪。后经丁维芬荐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五·卅”惨案发生,陈、于对时政多有抨击,因激怒蒋(介石)陈(立夫),被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陈攻政治经济学专业,后又在该校研究部深造。民国二十四年(1935)回国,先后任中国、朝阳、民国等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辗转回西安,得林伯渠支持主办《大团结》半月刊。并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政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安商业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当选为国民党政府之中央立法委员。她利用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参与反内战、反北平戒严、反美援等斗争而名噪一时,有“巾帼丈夫”之誉。建国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全国妇女联合会四届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春,卒于北京。
彭书霞(1968～1990)
女,商镇老君村人。自1985年起,先后在竹林关、涌峪、资峪信用社任出纳、会计。五年间她经办1万多笔计150多万元的现金,4万多笔计1508万元帐目、帐据、帐款完全相符,无一差错。一亲友从家乡拿来衣料等重礼让她贷款,她以“不是本乡人不在范围”为理由回绝;乡上要信用社垫付工资,她又按章拒付。从不为贿所诱,不为权所屈。
1990年10月7日凌晨,一歹徒闯入资峪信用社抢劫,她面对凶器无所惧,与18岁的淡敏玲一起,徒手与手持钢刀的亡命徒拚死搏斗。敏玲身中15刀,她身中20多刀,为保护国家财产而兰摧玉折,贡献出22岁的年轻生命。
中国农业银行授予她俩全国农村金融卫士称号,农行陕西省分行授予她俩“二兰”式农村金融卫士称号。商洛地委、行署授予她俩地区劳动模范称号。陕西省妇联号召全省妇女学习她俩的英雄事迹;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授予她俩省劳动模范称号,并授书霞革命烈士称号,陕西电视台将她和淡敏玲均评为1990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张秀珊(1909～1990) 出生于龙驹寨镇百顷湾。后因旱灾,全家流落三原县。他曾入冯玉祥部队医院当司药。民国十九年(1930)在耀县开办太和药房。其时全家患严重眼疾,经用他试配的眼药尽皆痊愈,遂引来上门求药者络绎不绝,后正式取名济明眼药膏,每年行销约80万盒。1947年还将1万盒转运陕北,为边区军民治疗眼病。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以每年240多万盒的产量,供应河南、山西、甘肃、四川、青海、新疆、山东等省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每年上缴毛利约10多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张秀珊坐牢数载,药厂亦被迫停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昭雪,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李厚基(1903～1991)
乳名天才,字少关,道号俊厚。出生于寺底铺,毕业于龙驹寨高等小学。后因连娶数妻皆亡且无子女,又见民不聊生,遂萌出家之念。因见茈洞沟奇峰峻秀,实为闹中静土,即在此出家为道长。在他掌教期间,几次整修龙台观,为保护这一名胜古迹作出重大贡献。
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先后在黄龙洞掩护过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员多人,解放后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1984年后,将国家每月给他的补助费几乎全部用于扩筑上山砭道。
石姑娘(1911～1991)
松树尖道姑,佚其名,原籍商南县,幼时因家贫到松树尖出家。出家后,垦山伐薪,自食其力,并以济贫救苦为己任,攀崖岩,采草药,制单方,行医于深山陡岭,山民赖其治愈者甚众。民国三十五年(1946),曾与道友李厚基掩护过原新四军教导员黄敏,对革命作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与道姊舍身保护文物古迹,该庙现为我县壁画最为完好的古建筑。 王银当(1908～1991) 女,商镇张家村人,旧社会逃荒讨饭,女儿饿毙。民国三十五年(1946),密送长子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时银当已44岁,她带头剪发、放足、上集扭秧歌。在拥军支前运动中,她捐献了全家三代人戴过的银镯,还组织起12名妇女的拥军组,做军鞋120双,针线包120个,送给子弟兵,当时《人民画报》曾以这位子弟兵的好妈妈的照片为封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号召学文化,她70天识字|700个,从此利用文化作武器,自编自演快板、街头剧,无情鞭笞万恶的旧社会,热情讴歌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其时,《陕西日报》曾登载中共西北局书记接见她的照片。
1955年,传来儿子在部队牺牲的噩耗。但她没有被这个沉重打击压倒,而是更努力地做好农业社和妇联会的工作。同时将政府给的70元优抚款,分给更困难的军烈属。
“文化大革命”中,“假模范”、“黑旗帜”的帽子扣在她的头上,小会批,大会斗,拉她到街上集上游斗,但始终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她被“解放”后又担任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出席了第四次中华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83年,她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八十而终,葬故里。
马一民(1906～1992)
出生于陕西省龙驹寨大石桥。父马骧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十三年(1924),一民考入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任职于天津北宁铁路局。民国二十六年(1937)4月,北宁足球队由他领队赴日本参赛,取得四战四捷辉煌战绩。
翌年,他调往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持鄂北《阵中日报》并任长官部参议。旋应韦永成之邀赴安徽,历任粮食局副局长、驿运处处长和公路局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民随李宗仁赴北平,任行辕高级参议。李任代总统,他又到南京任总统府中将参议。1949年8月,受周恩来之托南下说李宗仁继续和谈,虽飞抵香港,然未如愿。1966年回原籍龙驹公社。1978年重返北京,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86年,秉承其父遗屣,代表马家向丹凤中学捐人民币1万元作为奖学金。耄耋而终,葬于北京。
薛兴军(1914～1992)
乳名军娃,外号“薛胡子”。祖籍茶房薛家塬。性豪爽,力过人,幼年虽行乞讨要,然一身傲骨,不堕其志。20多岁任当地常备队警卫班班长。王柏栋回商洛开辟工作,经王连成、巩德胜介绍,兴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4月加入共产党,在常备队内开展党的工作及兵运活动。
民国二十八年(1939),古历五月十八日,在中共商洛工委领导下,由巩德芳和兴军指挥,在茶房队部进行武装反击击毙反动队长谢孝廉,改编常备队,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商洛人民抗日武装。因杀谢孝兼兴军被抓,他临沸鼎而心不惊,对刀山而眼不眨,于活埋前遇救逃脱。此后,兴军协助巩德芳先后处决了当地阻碍抗日救亡、坚持顽固反共的石振邦、李景蟾、杨培万、刘高烈兄弟俩,特别是在茶房四方岭设伏击毙龙驹寨保安队长冯麟生,重创了当地的反共势力。继而转战于留仙坪、白家庄、蔡川一带,连战连捷。特别是米家寨一役,兴军亲手击毙敌前沿指挥刘兆裕,使其凶焰顿减,再未敢轻易进山。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节,中共陕西省委召兴军去边区马栏,与德芳一起经营“德记骡马店”。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省委派王力和兴军回商洛发展地方武装。5月,在甘河沟青岗坪由王力主持,成立中共商洛工委,巩、薛为委员。6月,在留仙坪成立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巩、薛为正副总指挥。薛负责江北游击区工作。他亲率第一大队(辖4个中队),接连收缴了庾家河、峦庄、灰池子3个乡公所的枪,打开了3个乡的粮仓,救济百姓。又一举歼灭敌5个乡的总指挥孙少康部,并在河南省卢氏县的官坡镇连拔敌3个炮楼。特别是为补充弹药,他指挥部队夜入重兵把守的龙驹寨弹药库,抢出子弹48箱(二万余发)。兴军每战威猛若风墙阵马,使敌闻风丧胆。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进入商洛,兴军任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毛泽东主席亲拟电文批准兴军为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第二专署专员,曾负责为“老大哥”部队筹粮数十万斤,为接应中原主力来商洛休整作出巨大贡献。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巩德芳司令员病逝,重新组建陕南第二军分区,孙光任司令员,薛为副司令员,历经艰难曲折,终于解放了全商洛。
1950年1月,陕南二分区改为商洛军分区,他先后任中共商洛地委常委、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61年他转业地方,任商洛行署副专员、顾问、省党代会代表、省人大代表。此间,他多次深入边远山区、革命老区访贫问苦,体察民情。1965年春,他跋山涉水在镇安县米粮区徒步数天,访问数十户群众,发现一些户已经断炊,便及时报告地委、省委,遂使该区成为全省救灾重点区,接连发来救济粮款。“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进“牛棚”,遭到严重摧残,却时刻不忘关心他人,曾顶着压力,数次冒险探望受迫害来商洛的彭真。1986年,兴军在北京住院,彭真探病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却只字未谈及个人,只说道:“商洛不少老百姓至今还很苦,请委员长给予关照。”其后,他长期卧病,卒葬商洛烈士陵园。
陈寿益(1913～1992)
乳名巨劳,民国二年(1913)出生于棣花陈家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经中共商洛工委领导成员周宝航介绍,到边区一一五师留守处工作,并在该处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某炮团,参加过保卫延安等战斗。民国三十五年(1946),寿益回商洛打游击,参与了李先念“中原突围”来商洛的接应、隐蔽等工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经鲁山整训打回商洛后,于11月任第二武工队队长,活动于齐河、毛河、胭脂河及桃坪、峦庄一带,屡建战功。
解放后,旰食宵衣,清廉自守,历任柞水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工交部部长、地委纪律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商洛地区科委主任、计划委员会主任、商洛行署顾问、陕西省政协常委,1989年离休。卒葬故里棣花陈家沟。附 记
以下各则,虽见诸典籍,或乏实证,或有异说,仅存以俟考。
丹朱 帝尧因子朱“顽凶”遂禅位于舜,而封朱于丹水为诸侯,故称丹朱(《史记·五帝本纪》)。《竹书纪年》载“尧五十八年(前2299)放子朱于丹水”。清乾隆王如玖所修《直隶商州总志》及罗文思《续修商州志》均称丹水在“山阳竹林关”(今属丹凤县)。然史家或谓丹朱封地在河南省淅川县丹水镇。
商均 虞舜二妃,娥皇无子,女英生义均(《帝王世纪》)。《竹书纪年》载,帝舜二十九年(公元前2227),封子义均于商,而将帝位禅禹。因均封商,故号商均。《史记正义》、《路史·国名记》及《荆州记》指其封国即武关西北之商城。清康熙《续修商志·封建》称“均子季厘等九人俱封商,故曰九商”,《直隶商州总志》卷十四则称“义均与弟季厘九人”俱封商。
真行子 (贞行子)禹治水经商山时,真行子授禹《九畴书》及《灵宝五符治水真文》。此后,禹将全国划为“九州”,分区疏导,终使治水取得成功。(《续文献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