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

   清朝末年，腐朽无能的政府官吏，为了抵制英国鸦片的输入，倡导自种自给，陕西便成了产烟省分之一。但在人民的反对和舆论的攻击下，有时禁止，有时开放，有时明禁暗放。在禁的时候，对人民则横施压迫与蹂躏；在放的时候，则又嫁罪于人民，说什么“愚民无知”和“贪利”，“乘间种值”鸦片。其实，强迫种植的是他们，从中取利的也是他们；相反地，被压榨掠夺者是人民，被逮捕、监禁、以至杀头者还是人民。陕西解放前的禁烟史实，实际上是陕西人民、首先是农民一部受苦受难的血泪史实。

    辛亥革命初期，陕西和全国一样，资产阶级的民主给人民带来了一点新的希望。表现在禁烟方面的是当时军政当局先从禁种入手，期于一定时期彻底肃清。自一九一二年(民元)到一九一七年(民六)的几年中间，虽然由于存烟尚多，未能达到目的，但因来源已被控制，吸食人数显著减少，倘再努一把力，根绝毒害也许是可能的。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初，陈树藩接替陆建章掌握陕西军政大权的前后，陆建章诱骗农民种植于前，陈树藩强迫农民种植于后，烟毒便如洪水一般，在社会上漫流开来，其给人民带来的祸害，不是简短文字所能表达完的。

    为了说明这段史实，我特就记忆所及，分作三个问题——(一)陈树藩督陕以前的禁烟概况；(二)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主要措施；(三)种烟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把经过事实概述出来。事隔四十余年，遗忘已多，手边又缺乏足资参证的文字材料，其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一)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下，曾一再提请英帝国主义停止远销鸦片，但英政府借口中国境内产烟，强词夺理，久未达成协议。及一九○九年(宣统元年)二月一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英帝国主义受到各国指责，才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五月八日订立《中英禁烟条约》，规定英国每年递减对华的鸦片输出量，截至一九一七年完全停止。根据这一条约，英国驻华的外交官员便有权在中国内地以协同查勘种烟为名，干涉中国内政。 

    辛亥革命初期，在陕西以张凤翙为首的军政当局，对禁烟颇为重视，惟值戎马倥偬百废待举时期，军政府尚不暇致力于此。直至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才设置“陕西禁烟督办”，拟定禁烟办法，把禁种列为首要措施。同时，为了减少和避免执行中的障碍，号召军政人员一至协同办理。当时如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曾自动出巡渭河南北产烟较多地区，抬着铜铡，每到一个城镇，召集当地居民宣布政府禁种鸦片的决心和办法，还要铡下几个人头，挂起示众。农民死于张云山铜铡之下的不知凡几！在这种严酷的禁令下面，当时陕西禁种鸦片曾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在运销方面，由于前两年农民种烟丰收，巨商富户存有大量烟土，许多商号把收存和贩运烟土作为附带营业，军政当局根据这种情况，便授权财政司遍设烟税局，征收烟土运销税，增筹军政经费。当时河南郑州成为陕西烟土的集散地，设有许多烟土行栈，将陕烟分运京、津、沪、汉等埠，换取其他物资销行西北各省，转手买卖，剥削广大人民。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陆建章督陕，除照旧征收烟土远销税外，并采用新的办法，一面派员劝说巨商富户，把收存烟土由政府按定价收买；一面派遣军队向产烟地区的农民进行搜查。军队到了乡间与土匪无殊，挨门逐户，翻箱倒柜，实行抢掠。因而弄到烟土成百万两，而所谓政府按价收买，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并未付出分文。这还不算，陆建章又派人到甘肃平凉、天水等地，通过当地商会与烟商订立收购契约，规定先收烟，后交款，及烟土弄到手里，立即板起面孔，不但勒价不予，并要向北洋政府控告，因而又弄到“甘肃黄”上等烟土数十万两。

    陆建章在种烟问题上，虽曾派人到各县通过土豪劣绅诱骗农民开种，但他总怕英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敢公开大量种植。所以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就是《中英禁烟条约》全面生效那年的春天，北洋政府派员偕同英使馆人员来陕查勘烟苗，由潼关西至凤翔、宝鸡，随后又由西安北到延安的大道两旁，都未发现，因而就会报陕西烟土完全肃清。

    这一时期禁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烟土价格直线上升。当清朝末年，陕西烟价每两约值制钱七、八十文，有时涨至百余文；民国元、二年间约值三、四百文；到了民国六年猛然增至议平银六两到八两，而著名的“甘肃黄”每两就需现洋十数元。若贩运到京、津一带，则值五十元左右。另一个是吸烟人数显著减少。由于烟价昂贵，穷人吸不起，多自动戒除；而富商巨贾重视利润，不惜运用各种方法将鸦片外运图利。因而“林文忠公戒烟药”便在许多地区大量制造，专供烟民戒烟之用。

                                         (二) 

    一九一七年五月陆建章被驱逐出陕，他所诱导农民种植的鸦片，没有来得及收获，利益落到陈树藩的手里。陈获利后便于当年冬烟下种时期，派出许多爪牙充任各县知事，援用陆的办法通过土豪劣绅迫令农民公开大量种植，从此，陕西烟禁更被破坏无余。

    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陈树藩是陕西民党的叛徒。辛亥革命时期他投机参加革命队伍，带上了军队，弄到了政治资本，就叛变了革命。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当国，他倒向安福系，成为安福系在陕西的代理人。因此他部下有觉悟的军官如曹世英、高峻、郭坚、耿直、胡景翼、张义安等先后接受孙中山的命令，树起护法军和靖国军的旗帜，提出“反段必先除陈”的口号。陈树藩为了对抗革命力量，扩充反动武装，便一面强迫农民种烟，一面又借禁烟为名，向农民进行剥削和敲诈。事实证明，他的行政费用，固多来自烟款，尤其是张仲仁新编的第三旅，白弋人新编的汉武军，从武器弹药以至日常饷需无不仰赖烟款，以为挹注。

    第二、陈树藩在北洋军阀中是没有什么根基的，要和各方拉拢好，保持住个人地位，不仅须向有权有势的军阀们进贡，即在安福系中也要用银钱铺路，才能通行无阻。在陈树藩督陕期间，今天向某要人送古玩，明天向某督军送名贵土特产，是经常的事。他为了取得徐树铮的欢心，每月向“安福俱乐部”进贡十万元，作为该部经常费用。即此一端，就可知道他的进贡、买路开支是如何的巨大。

    第三、陈树藩系军人出身，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便要在政治方面培植个人羽冀，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需要钱，也需要位置，因而开放烟禁便成了他的出路之一。一时什么裙带关系、亲族关系、同乡同学关系等，都涌现在各级“善后清查”机构里边。加之镇嵩军刘镇华援陈入陕，并做了陕西省长，陈、刘两人，狼狈为奸，争相安插私人，弄钱分賍，不仅“一人得志，鸡犬飞升”，并且“群狗争食，片骨无遗”。

    第四、反动派从来是把个人享乐，建筑在人民痛苦之上的。陈树藩为了充分满足自己腐烂透顶的生活，这就不能不大肆搜括；强迫灾民种烟，便是搜括的大好来源。陈树藩除在省内大量购置良田、修建住宅外，并在省外广建别墅作为下台后的安乐窝。至于他的现金存款、资本投放等等，更不知比此要大到若干倍。

    总的来说，陈树藩大开烟禁，目的在于弄钱，其方法主要是抓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强迫农民普遍种烟。

    一九一七年的冬天，陈树藩在其统治的区域内，即在渭河沿岸各县，特别是长、咸、盩、鄠、扶、郿、岐、武、凤、宝一带，所有生长粮食的肥沃农田，几无不变成烟田。第二年(1918年，民国七年)春天，陈授权财政厅长刘瞻汉（江苏人，清朝陕西知府，陈的老师)，制订一套“寓禁于征”的办法。不久，陈树藩便商同省长刘镇华成立“陕西善后清查总局”，委刘瞻汉兼任该局“总办”，并以武树善(渭南人，清朝山西知府，陕西巨绅)为“会办”，刘、武任事后其第一张布告就是这样说的：

               照得陕西烟苗  上年业报肃清  近因地方不靖  谣言四处流行
               愚民乘间种植  春苗闻已发生  督军、省长专电报请  实行寓禁于征 
               声明从重惩办  严饬专委查明  每亩罚银六两  经费加征一成
               分作两期缴纳  先将二成收清  如敢隐匿不报  查出治罪非轻
               乡保如敢徇隐  一并照章重惩  为此切实晓谕  仰即知照凛遵

                                                        中华民国七年四月  日

                                                       总办刘瞻汉  会办武树善  

    这一“开宗明义第一章”的布告，提出三个问题：首先是陕西出现烟苗，由于“地方不靖”和“愚民乘间种植”；其次是种烟就要“从重惩办”，惩罚办法是“每亩罚银六两，经费加征一成”；再次是农民“如敢隐匿不报，查出治罪非轻，乡保如敢徇隐，一并照章重惩”。这是陈树藩开放烟禁的重要纲领。“善后清查总局”根据这个纲领，第一步工作，是确定各县种烟亩数。它以财政厅所掌握的征粮簿籍为蓝本，按照各县科则轻重确定烟田多少，凡是科则重的田地，便认为是良田，良田就是种烟的田，用推算方法算出各县种烟亩数，颁行各县作为实地种植的最低标准。每亩按照六两六钱银子计征，银子再折合流通货币，正银而外，层层稽征人员都要附加手续费、办公费等等，及至加到人民头上，那就不知要比应征定额大到多少倍。每年每亩实征数目，有些地区达到三、四十元，以至百元之多。按照实征成绩，规定各县知事和查烟委员的提奖办法。知事和委员如在预定标准以内完成征收任务，各提百分之二(有人说是百分之三)作为奖金；如能超出标准完成任务，其所超出部分各提百分之五作为额外奖金；如在查勘和征收过程中有特殊贡献的，不但奖金从优，还要加官晋爵。

    其第二步工作是遴派查烟委员。查烟委员是肥差，征逐人多，没有后台背景或与主管负责人员勾结，是派不上的。特别产烟较多县份，一般都由督军、省长亲信担任。每县所派人数，都按辖境大小、种烟多寡来确定。有的派五、六人，有的十数人不等。在委员中指定一人为领导，对上对下负责，当烟亩查定后，由他和县知事联衔报请“善后清查总局”汇转督军、省长备案。如有特殊情况，委员亦可单独呈报。当省派委员到县后，由县再派一批委员协同省委分赴各乡保实地查勘，事实上查勘仅是一句官腔，只是便于委员进行勒索贿赂的借口，任何地区都很少进行实地丈量。各县、各乡保都有自己的打算，只须经过一次再一次折冲核算，一层再一层讨价还价，就有可能报请省方定案。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满足省方的亩数要求，同时，也要让县知事、委员和全体参加人员弄到油水，使各方都能满意，大家无话可说，事情才能圆满结束。因此，委员到县下乡，层层都要殷勤招待，供吃供喝，陪赌陪玩，送礼送钱，最后还要许愿，既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也要使他们得到实惠，才能“送鬼出门，大家安静。”否则委员有权一查再查，查之不已；同时也有权捏造数字，扩大亩数，进行捣乱，结果案不能定，款还要收。有些乡保因有固执的人主持其事，鉴于委员的作威作福，心怀不平，坚决要求依法查丈，据实上报，引起委员不满，多方为难，他们到县上控告，县上不理；到省上控告，省上又左袒委员，最后输了官司，而定案亩数比实种亩数高出一倍到两倍之多。如盩厔县有一次因和委员闹了别扭，经过许多士绅从中斡旋，结果，烟亩既报的多，贿赂也行的多，使委员暗一份(贿款)、明一份(提奖)就弄到十余万元之钜。 

    当然，县乡办事人员也有善于应付的，委员也有容易满足的，因此，各县定案亩数有很大差异。有些县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县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至少亦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在乡保之间，差别更大，有些仅占耕地百分之十左右，有些达到半数，个别地区烟田与耕地相平。无论多报或少报、超额或短额，最后都由乡保按定案亩数平均计征。这就使各县、各乡保的实征数字，极不平衡，那怕陇亩相望，阡陌相连，经常出现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 

    由于委员到县下乡，任意加重人民负担，各县人民不仅怕极了，并且也恨极了。有些地区在烟苗出土之后，乡村不时派人进县打探消息，一听委员将到本乡，便立时报信，相率隐藏躲避，企图逃过难关。有些地区青年农民，暗中结合起来，各怀利刃，深宵狙击，企图杀死委员，一泄积愤。这种情况，委员是知道的，所以委员下乡既要保密，也要随带足够的保卫力量，即委员本人亦多携带自己武器，准备应付事变。如有一次省派委员到扶风、武功查烟，夜宿扶风某村，当晚有农民十余人持刀越墙而入，正在撬门之际，适委员有从睡梦中惊醒者，乃高声呼问，农民不答，也不退去，这时门已大开，一拥而入，委员乃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两人，击伤三人，其余农民相率逃去。事后，地方政府将肇事经过报省，省方不但指农民为土匪，饬令地方政府严行拿办，并且认为委员应付有方，优予奖励，还把委员中为首的一人，提升为某县知事。 

    烟亩定案时期，一般都是农村中青黄不接的时期(即农历三月间)，“善后清查总局”开展第三步工作，便是向农民征收第一期“烟亩罚款”的二成，勒限一贯是紧严的。农民因筹款不及，而被鞭笞、受罚、逮捕、坐监者，几无时无地无之。农民烟既未收，款从何来?在政府高压之下，便只有乞援于高利贷者。这时，烟行老板和农村富豪出为农民解围，通过中人，贷给款项，一般都以烟亩作抵，限期三至五个月，准时清还，立据为凭。届期如不归还，烟归债权人所有。有些地区以八十元作百元，按三分至五分行息；有些地区以七十当百，按三、四分行息；还有个别地区，公开放出“驴打滚”，不但抵押、保证要牢靠，并且限期短、利率高，一月之内就要翻上一番。农民收了鸦片之后，首先就得归还高利贷，为了如期还清，有的低价售烟，有的用烟抵账，因此，多数农民在预交二成“罚款”时期，就把大部分的收获品被别人剥削了。这一难关刚刚应付过去，或者还在勉力应付之中，而第二期的八成“罚款”又开征了。农民为了应付第二个难关，在无办法中还得借贷于人，结果，有些农民种了一季烟，一无所获者有之，受气、挨打、受罚、坐监者有之，甚至倾家荡产逃亡他乡者亦屡见不鲜。  

    陈树藩为了防止农民交款延期或短欠，各县“烟亩罚款”一般都直接拨充军饷或机关经费，由军队或机关派人到各县直接催收或守提。因此，各县经常驻有军队或机关的提款委员六、七人、十数人、二三十人不等。有时军队的提款委员还带头武装士兵一同驻县，向县里要粮、要草、要一切供应，稍有短缺，辱骂、鞭打随之。有些县知事为了逃避责任，便将提款委员转介给乡保，由乡保直接对他们负责。军队一到乡间，更肆无忌惮，不但任意勒索敲诈，有时还奸淫虏掠。乡保告到县里，县里还要责罚乡保招待不周。这时，有县知事总结了三条做官经验：“第一，要有牛马的精神；第二，要有土匪的心肠；第三，要有妓女的态度”，少了一条，官是做不成的。还有人写了两句打油诗：“禁烟督办今何在，屈死冤魂泪满襟”，送给辛亥时期主持禁烟嗣任陈树藩时的教育厅长郭希仁看，郭大为动容，终于无言可对。一九二○年陕西旅京学生向北洋政府控告陈树藩祸陕八条罪状，其最末一条是这样说的： 

        陕西烟禁，自英国派员会勘，已报肃清；中央亦复三令五申，防毒之计，未尝不周。而陈树藩不遵前令，尽弃前功，巧立名目，强迫种植，每亩烟税，征至百元，按县派税，按村摊钱，烟纵不种，税银必出，稍不足数，鞭打随之。加以烟土为招匪之媒介，军队乃变名之土匪，烟区以内，抢劫时闻，因之荡家破产，比比皆是。且烟夺民田，五谷不登，衣食既乏，廉耻斯丧；仓廪不实，礼义遂亡。于是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为盗贼，此其种烟逼民为匪，应撤办者八也。

    陈树藩从鸦片中弄钱的第二个环节，是控制烟土的运销。

    上面已经提到，陕西征收烟土远销税，早为财政来源之一。不过，到了陈树藩时代，陋规又增多了，手续制度也严密了。“善后清查总局”在各个地区普遍设立了分局，著名的如南(郑)褒(城)城(固)分局、长(安)蓝(田)分局、盩厔分局、鄠县分局、兴(平)咸(阳)醴(泉)分局、扶(风)武(功)乾(县)分局、凤(翔）岐(山)宝(鸡)分局等，都是收入最丰、油水最大的分局。分局之下设所，所下设卡，局有局长，所有所长，卡有专任稽查员。外运烟土征运销税，内销征内销税。无论外运内销，最初每两统按一角二分征税，有些局所由于代征地方附加或局所本身特殊开支，经呈请省上核准，随税附征一成、二成以至三成不等。以后正税改征每两二角，附加亦水涨船高，随同正税一并增长。报税手续是按货物分量计税，税票分外运内销两种，局所除开给税票外，并在货物上沾贴“土花”，“土花”亦载明分量，作为货税相符的佐证。外运货物征税一次，沿途局所查票验货，只要票货相符，不得重复征税或借故留难，这是当时“善后清查总局”所订收税制度的概况。 

    上述分局，都是肥缺，不要说局长出缺，各方都要竞争，就是所属分所出缺，也要引起一番角逐。有些候差的人，为了弄到优缺，到处拉关系，找面子，送礼送钱，请求保荐；有些专走内线的人，便与当道私订密约，“碗内分羹”，“利益均沾”；也有公开进行贿赂，向银号预借一笔“摊底”费，到差以后，再行还本付利。这些还是文明办法，不文明的，就是利用军队、土匪、实行威胁，总局如不答应要求，便借军队、土匪之力，使烟土一两也运不出去，公私两方利益同归于尽。这一类事例，是不胜列举的。

    分局弄钱办法，各有不同，关中各个分局，由于当地所产烟土质量较高，外运数量较大，所以一般都从运商身上弄钱。运商为了营业便利，也往往与分局主管人员勾起手来，以多报少或夹带私货，分局开给税票，有的“大头小尾”(在税票三联单上，正票一联照实数填写，上报和存根两联，都少写一些，从中私吞部分税款。)，有的公开票货不符，假使运商有强硬后台，沿途另有保护，不扯税票，亦可将货运走。因为各地分局都是串通一气的，只要起运分局向沿途打一关照，同时，运商也灵活应付，沿途便可保证不出麻烦。否则，死扣制度，不照眼目行事，纵然票货相符，在查验过秤时，也会被查出疵谬，受到意外损失。 

    南褒城分局，除向运商弄钱而外，还从农民身上弄钱。分局在许多市镇设有官办土行，吸引农民和商人在土行交易。农民携带烟土到市上求售，必须通过土行，否则便是私货。土行经售烟土，每两征收行佣二分，上报一分二厘，八厘留作分局和土行的额外开支。土行只办登记手续，不给任何凭证。富绅巨贾收买烟土，由行包送包存；农民持有少量烟土，都要引起查根究底。因此，农民所持烟土，不愿进行的也得进行，不愿出售的也得出售。同时分局和土行经常派遣稽查人员，分赴乡村各要道路口，向过往农民搜腰，只要发现烟土，哪怕分量微少，也要打起官腔，大言恫吓，结果，不是弄到现金，就是弄到烟土。至于土行收入，每年收烟季节，每天经手烟土一般都在十万两左右，数目是相当可观的。如再加上勒索敲诈弄来的钱，那就无法计算。当时有人说：“罚款局(指善后清查局)墙壁有多高，黑暗就有多深！”这是切合实际的。 

    陈树藩从鸦片中弄钱的第三个环节，是公开熬膏发售，供应吸食。

    烟土熬制烟膏，照章要收内销税，可是各分局对内销烟土，概不开票，也不粘贴“土花”，留下税票和土花，折价售给外运商人，双方都可弄到好处，这是公开的秘密。因内销外运在税票和“土花”上是一样的。内销熬膏，例应官办，但一般都交商承包，名为投标，实际上官商都是通的。承包人一般都是地方上著名的豪绅与恶棍，包到烟膏，再行分包出去，公一份，私一份层层弄钱。这样一来，膏店数目就无法控制了。就拿西安来说，除私人熬膏不计外，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的膏店，有时达三百余家之多。各县县城和较大村镇，只要有三、五十家住户，便有一家或几家膏店，熬膏供应吸食的人。在汉中地区，并仿照上海“燕子窝”的作法，设置所谓“一道馆”，备有烟具、床榻、茶水、点心、水果等物，以便有钱的顾客前来过瘾。所谓“一道馆”，顾名思义，便可知道只许顾客吸膏，不许顾客翻灰，其烟价较之一般膏店要高出一倍以上。“一道馆”的后台老板，不用说都是当地官绅中的头面人物。 

    陈树藩开放烟禁以后，陕西吸烟人数，没有可靠数字，但据粗略估计，盩、鄠等县，最多时约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左右；在较大城市中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在农村中一般也接近于百分之二十。所有地富阶级，男的吸、女的也吸，成年人吸、有些孩子也吸；中农以下人家，有些老年人吸，个别少壮年人也吸。至于军阀、官僚、富绅、巨贾的家庭，不但吸的人多，并且以鸦片作为酬应场合的必需品。据传说盩厔某富户为儿子选择配偶，尝以女方是否娴习烧烟技术作为条件之一，他认为善烧烟者，必能善侍公婆。当时有人描绘“吸烟之乐”写下这样一首“宝塔诗”：“来！快哉！床上歪，快把灯开。吸口何防碍?这才合乎时派。光棍财主无三代，及时享乐何待将来!人说我抽烟人终须败，我看你不抽烟也未发财!”这充分反映了鸦片流毒之深。又有人给“善后清查总局”做了一付对联：“‘善’门闭，‘后’门大开，明委暗包两得利；‘清’账难，‘查’账不易，生土熟膏都弄钱。”横额是：“贼驴×处”，更体现了陕西正直人民对陈树藩开放烟禁的愤恨心情。
 
                                         (三)  

    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对陕西社会所带来的祸害和影响，是罄竹难书的。现举其大者概述如下：

    首先是烟田逐年扩大，粮田逐年减少，使关中产粮地区，变为连年缺粮地区。本来，陕西关中平原自古即为农业发达之地，土壤丰腴，粮产富饶，农民常说：“一年丰收，可供三年食用。”可是自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以后，所有丰产粮食的良田，绝大部分变为烟田，农民纵不种烟，政府也要按照烟田征税，遂使农民不能不抛弃种粮而从事种烟，因而粮食产量逐年减少。每值春季，便闹粮荒，农民殆皆仰给于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加之烟税奇重，催迫火急，农民每年所收烟土，多为官厅、军队、土匪、高利贷者所夺去，因而农业日渐衰落，农村日趋破产，信如陕西旅京学生控告陈树藩的呈文中所说：“烟夺民田，五谷不登，”终致“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为盗贼。”这是当时社会实际情况。

    其次是种烟愈多，烟民愈众，受害者不单是社会上层，即劳动人民亦多染有烟瘾而失去劳动力者。陕西社会生产，素以农业为主，自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以后，农民生产与生活就与鸦片结下不解之缘，因而鸦片产量与吸烟人数成正比例向前发展。有些农民染上鸦片瘾癖，戒除不掉，便放弃农耕生活，而成为农村中的“二流子”或都市中的乞丐；有些纵不放弃农业生产，亦皆耕作粗放，甚至田地荒芜，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从陈树藩督陕时起，关中各地，特别省西各县，不独土匪如毛，并且乞丐连年增多，有些乞丐向富户乞讨，不要食物充饥，而要烟灰过瘾，这能不说是鸦片毒害人民的明证吗！

    第三是土匪纷起，社会秩序不宁，农民无法安居。由于大开烟禁使农业雕敝，农村破产，农民缺衣乏食，强梁者便不得不挺而走险。加之鸦片流行，助长了农村的阶级分化。陈树藩在当时不仅不治匪以安定地方秩序，反而企图借匪之力，巩固其统治地位。这正如陕西旅京学生在控告陈树藩祸陕罪状中所指出：

        “陈氏自督陕以来，日言剿匪，匪愈剿而愈炽；日言整军，军愈整而愈乱，力非不足，心所弗欲。虑兵权之见移也，纵兵为匪，以为要挟；恐匪党之失势也，收匪成军，以为后备。陈氏利用土匪之策，为从来所未闻，是以有朝为督署之上客者，夕即为外县之匪首，而且匪无枪械，树藩资之；匪有掠夺，树藩分之，树藩即匪，匪即树藩，树藩不去，匪势不息，危何能安，乱何能已。……”

    此外，陈树藩在督陕数年中，庶政百废，特别是教育败坏，使文化发祥地的陕西，一变而为文化落后的区域，多数学校停办，青年缺少就学的机会。我们再看看陕西旅京学生在控告陈树藩祸陕罪状中的一段话：

        “人才为致治之基，教育实立国之本，故欲见其国之盛衰，必观教育之良否。树  武人，罔识大计，教育视若赘疣，学生几同优雠，经费移作军饷，校舍变为营房，以致青年学生，欲学不能，甚至被逼为匪。学生非甘心为匪者也，奈一般匪人欲借重之以固其势，如不相从，必焚其居而杀其人，故不得不虚与委蛇，翼乘间以逃。及其逃归，树藩不谅其苦，又以治匪者治之。于是学生畏树藩之罗织，附匪者日众；树藩恶学生之附匪，摧残教育益深。殊不知摧残教育，乃为多匪之因。……”

    陈树藩大开烟禁，给陕西人民种下了极大的恶果。如民国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陕西大旱成灾，即其显著例证之一。当时陕西农民由于良田种烟，粮食减产，不能自给；同时也由于鸦片流毒，为害日深，益使农业雕敝，农村破产。一遇民十八到民廿一三年连续的自然灾害，这就形成“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悲惨局面。根据旧有资料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单是省西各县先后饿死的人就有七、八十万之多，而卖出的男女人口尚不在内。农民处于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人不出外逃荒就食呢?当时有一查灾人在其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故事，可供参考。他说：“扶风县有一老农，先把土地卖光了，卖什物，什物卖完了，卖儿女，儿女离开他了，他就拆房子卖木料、砖瓦，卖到最后，只剩半间房屋，而且上不遮天，下不掩体，寒风一来，四壁响动，观者不堪其忧，而这一老农，铺着半张破席，枕着几块烂砖，瘦骨支离，抱着一盏烟灯，尚在吞云吐雾！”这说明了鸦片毒害人民之深，也说明了陈树藩罪孽之重。自陈树藩以后，以迄解放前夕，反动统治阶级历来主陕政者，既借禁烟以剥削人民，更借禁烟以镇压人民，恒假所谓“烟案”，栽賍诬陷，已成为他们残民以逞的惯用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从陈树藩开其端。